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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红色听风者”的绝密生涯(五)

2017-08-09 10:57:27 三都澳侨报


遵义会议会址

遵义战役

长征中,红军有两个最神秘的“二局”机构,专门执行无线电侦察任务。

一个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二局,即中革军委二局,简称军委二局,成立于1932年末,跟随红一方面军作战,局长曾希圣,副局长钱壮飞。曾希圣(1904年~1968年),曾名曾勉, 1904年出生在湖南兴宁一书香人家,曾赴苏联学习,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秘书长、中共中央军委谍报科科长、红军总司令部侦察科科长、中共中央军委二局(情报局)局长等职。

另一个是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二局,简称总部二局,成立于1935年8月,其前身是红四方面军电台二台、红四方面军司令部二局,跟随红四方面军行动,局长蔡威。

整整一个多月,中革军委二局电台未与王子纲联系。中央红军在电波世界中“失联”了。

此时的川北,春秋相连,虽蓝天如洗,却也是四川最低温地区。王子纲和他的战友们冒着严寒,昼夜不断地在空中呼叫中革军委二局的战友们,却始终未获回音。

1934年10月,红四方面军二局从敌台播报的“剿匪新闻”中得知一重大消息,震惊了西北军委会高层——

中央红军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八万中央红军撤离瑞金和中央苏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不畏艰险、传播理想的悲壮远征——中央红军的长征开始了。
1934年12月1日,中央红军喋血湘江,损兵四万,但最终冲破国民党军队第四道封锁线。

1934年12月19日,王子纲终于接收到了失联已久的中革军委的密电——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会议决定,放弃同贺龙红二、六军团在湘西会合的计划,继续西进,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要求红四方面军准备进攻,以便中央红军西进贵州时,能钳制四川军阀。

二万五千里的生死线上,从这份密电开始,国共两党在西南地区的“追剿”与反“追剿”,高潮迭出、精彩纷呈。对于中央红军而言,这一时期每一次战略行动几乎都生死攸关、间不容发,而及时、准确地侦译敌方密电,了解敌军兵力部署,供首长决策,成了军委二局与红四方面军二局压倒一切的重任。

早在遵义会议期间,蒋介石便电告川滇各地军阀,务必小心提防赤匪的无线电侦察,赤匪专窃听无线电,虽有密码,亦易偷译也。第四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的密码大多换成了自编本,而且变换很快。中央军内部、中央军与地方军阀通联用的是中央军密本,地方军阀内部通联大多用的是自行编制的密本。

长征出发近半年时间里,中央红军天天行军作战,军委二局电台无法停下来与各地红军联络,更无暇侦听敌军的电台。虽然在此之前,中央红军长期与中央军、湘军、粤军、桂军作战,军委二局对于这些密本均可破译,但中央红军西进贵州后,军委二局对当前之强敌——由川入黔的川军所用密码还是首次接触,不甚了解。

此时,蔡威不仅对中央军与各川黔各军阀之间的密本已能破译,对川、黔军各系密码更是了如指掌。在侦译情报上全力驰援中央红军,使中央红军能清楚地了解周围的敌情,成了这一时期红四方面军高层的共识。

 


毛泽东

郭勋祺


1935年之初,蒋介石以协助川军追剿红军为名,派贺国光率领2000多人的参谋团进入重庆,挂起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的牌子。蔡威和二局的战友们立即以贺国光行营电台为中心,破译了蒋介石与嫡系部队之间联系的密码。

于是,蔡威二局每天侦译出重庆行营指挥中央军、川黔各派军阀的密码电报及中央红军周围敌军的部署、兵力、行动方向等大批重要情报,并源源不断地送到总部,再由参谋人员扼要编成通报,经张国焘鉴定后拍发给军委二局,转报党中央。

但由于军委二局的电台处在行军状态,方位飘忽不定。时值川北山区的严冬。蔡威全天守听,定时呼叫联络,守候军委二局电台的出现。累了,用冷水淋头;乏了,用大黄叶、芝麻叶和荷叶提神。只要中央红军一宿营,红四方面军二局连夜将获侦敌情通报军委二局。

此时,中央红军后有18个师的国民党军一路尾追,前有黔敌王家烈的两个师扼守乌江北岸各个渡口,严阵以待。

中革军委急需了解川黔边及川陕根据地周边的敌军兵力部署详情。

1935年1月4日,正值中央红军强渡乌江,向遵义进发。蔡威领导的二局在跟踪黔北堵截追击中央红军的国民党军密电来往中,破译了敌人在中央红军周边围追堵截的兵力部署密电。这封极其重要的绝密电文如下:

“廖泽之援黔所谓模范师第三旅及穆瀛洲旅共6个团,原集中泸州拟取道南川、正安入黔。刘湘约5师,陈鸣谦部及田中毅旅共约9团在川南,陈之达在石柱、黔江,袁旅在涪陵、彭水,田旅在酉阳、秀山正赶筑碉堡,取守势,咸丰为渝团,来凤为潘旅,古宋、叙永、赤水一带无敌。肖、贺已占慈利,徐源泉一部开往剿肖、贺。吴焕先同志所率领之红二十五军约3000人,现已到商南一带。刘湘60团在绥、宣、城口,李、罗、杨森共约30团分布营山双河场,仪陇前方至新政坝线,田敌颂尧30团在阆、苍、南嘉陵江两岸。邓锡侯敌15团在昭化、广元、剑阁一线,胡宗南师之丁旅到广元,余部在碧口、略阳一带。陜南敌约17团,集中南郑6团,肖之楚部约9团在白河到郧西一带,荣景芳师在竹山、竹溪一带,上官云相之四十六、七十六两师有开安康进万源之说,敌正赶筑碉堡。东方城口一带山大、穷困、人口少,西方有嘉陵江、剑阁、碧口之险,再采取决战防御亦非良策,如何请示。”

获悉这一重要的战略性情报后,红四方面军迅速向中央发报。这份300多字的电报准确指出了中央红军周围分布的17支国民党军队位置、动向和人数,并分析了相对安稳的敌我态势。这封电文,让中共中央的决策者敏锐地看到,在敌人围追堵截最困难的间隙中,有了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全面检讨第五次反围剿经验教训的契机。

蔡威为遵义会议的及时召开提前贡献了一份极其重要的战略性情报。

1935年1月6日,中央红军突破乌江天险,7日凌晨攻占遵义。1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城召开,这便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

中央红军攻占遵义后,才知道遵义地瘠民贫,人口稀少,况且国民党四十万中央军、地方军已从四面合围遵义,根本不允许中央红军有立足之地。为摆脱这种险境,遵义会议决定,放弃黎平会议确定的以黔北为中心创建根据地的计划,决定北渡长江与活动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赤化四川”。

但此时,为阻挡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入川,“赤化四川”,刘湘已集重兵于长江南岸,沿江堵截,同时派出精锐部队大举入黔,与中央军、黔军配合,企图于“黔境乌江地带围歼”红军。

1月19日,中央红军为实现北渡长江的战略目标,发动了土城战役。土城之战是红军与川军王牌郭勋祺、潘佐旅第一次交手,军委二局发现郭勋祺旅所发电报是很复杂的“来去本”密码,破译难度大,因此中央红军只是大概侦悉当面之敌为川军的两个旅,却不知这两旅是加强旅,各有三个团的兵力,并且已经在更高的制高点设伏。由于敌情不明,形势有变,又严重低估川军战斗力,土城战役受挫,中央红军在土城不足两平方公里的青杠坡葫芦形山谷里血雨冲杀,伤亡惨重。

双方激战至1月28日下午3时,红军命悬一线(无线电)。军委二局“曾曹邹”三杰经过不分昼夜连续攻关,终于攻克了“来去本”密码,并破译了川军正调集大量部队合围土城的密电。下午5时,中央政治局和军委根据情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放弃歼敌,轻装撤退,改变北上行军路线。29日凌晨,中央红军工兵连夜搭起轻便浮桥,大部队向西渡过赤水河进击川南,即四渡赤水第一渡。这是当年石达开的远征路线。

破译与译电是无线电技侦两个不同的流水线环节。破译好比是编辑双语字典,而译电就是根据字典进行翻译,是根据已经破解的加密方法,译出密电的明文。

四渡赤水期间,破译与译电如何快速衔接、准确译出情报直接关系中央红军数万大军的生死存亡。每天敌方密电少则几十份,多则上百份,蔡威不仅要负责破译,对重要密电还要亲自译电,两个环节集于一身,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为及时向中央红军提供情报,蔡威向王子纲一台调用了一个报务员,还启用了一部备用电台。


四渡赤水第一渡

四渡赤水

1935年2月上旬,中央红军进至川南的叙永、古蔺地区,寻机北渡长江,但红四方面军二局侦悉,川军潘文华部已调集40个团,还有中央军、川军、滇军和黔军,已在长江南岸重兵埋伏,企图围歼红军。正积极准备在四川泸州、宜宾一带北渡长江的中央红军,获知这一重要情报后,立即改变了渡江计划,被迫西进云南,改向滇东北扎西一带集结,并于1935年2月18日,从扎西突然掉头东进,挥师黔北,并于2月25日东渡赤水,折回贵州,奇袭娄山关,向桐梓、遵义方向前进。

2月28日晨,中央红军再次攻占遵义城。击溃和歼灭中央军吴奇伟部敌2个师又8个团,俘敌3000余,是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以来取得的一次最大的胜利,还缴获了10万发子弹,使红军有了再战的能力。此为二渡赤水。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1935年3月11日一早,周恩来提议继续召开20多人的中央会议。会议最终决定:撤销进攻打鼓新场计划。

——毛泽东在遵义战役之后,挥笔写下了这首著名的《忆秦娥·娄山关》

1935年3月2日,蒋介石急忙飞往重庆,亲自指挥督战,集结40万人,企图围歼红军于遵义 、鸭溪狭窄地区。

消灭国民党中央军主力既能打击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又能缴获大量的武器装备与军用物资,补充部队,提高红军的士气,这成了毛泽东下一步的战役目标。

此时,中央红军正集结在遵义、鸭溪、白腊坎一带休整,伺机歼灭中央军另一劲旅周浑元部一个纵队。但因为有吴奇伟溃败遵义的前车之鉴,无论中央红军怎样调虎离山,在离遵义不远的鲁班场构筑碉堡工事的周浑元部始终畏缩不出。

1935年3月8日,中央红军离开了休整多日的遵义,两天后进驻距离遵义50多公里的枫香镇苟坝村。这是一片绿意葱茏的山间田坝。毛泽东在此还在计划对驻守在鲁班场的中央军周浑元部的歼灭战。但这盘算被林彪、聂荣臻的一份“万急”电报打乱了。

1935年3月10日凌晨1时,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一份“万急”电报建议中央红军攻打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的黔军王家烈纵队。

中央和军委高级领导人当日即在苟坝研究是否攻打打鼓新场。前敌司令部司令员朱德认为:打鼓新场是黔北首镇,又是通往毕节的要塞,黔军都是“双枪兵”,比国民党中央军好打,攻下打鼓新场,有利于中央红军拓展川滇黔边根据地。

会议从早一直开到夜间,大部参会首长都赞成林彪、聂荣臻 “万急”电报建议。唯独毛泽东坚决反对进攻打鼓新场。

“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

毛泽东来了脾气,离开会议现场。张闻天组织举手表决,免去了毛泽东的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职务。

几天来,在军委二局侦听敌方的电波里,已经不断重复着一个地名——苟坝以西的打鼓新场。当日23时,会议还在进行。军委二局电台再次传来敌军联络的信号,正在值班的戴镜元一下兴奋起来——敌人果然掌握了中央红军的动向,中央军、川军、滇军正从四面八方向遵义、鸭溪、枫香、打鼓新场进发,并在打鼓新场布下了口袋。

戴镜元拿着情报就往毛泽东住处跑。

深夜,毛泽东独自一人打着马灯,去到周恩来住处,要周恩来晚一点下发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命令。说服周恩来后,毛泽东又同周恩来一起去说服朱德。



喋血湘江

强渡乌江天险

中共中央、中央红军再一次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险,而毛泽东掌握的情报渠道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力挽狂澜的作用。

苟坝会议后,中央决定成立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中央“新三人团”,代表政治局全权指挥军事,完成了遵义会议改变党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的任务,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战争是或然性的产物,高明的指挥者不在于事先设计好一切,而是因势利导,因情而变,顺水推舟。

3月15日,中央红军继续按照毛泽东原先的计划,攻打离茅台镇20公里的鲁班场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但猛攻终日,红军伤亡惨重。为避免鲁班场攻坚不下遭遇反击,16日,全军由茅台镇渡过赤水河西岸,再次向川南、古蔺、叙永方向前进,作出北渡长江的姿态。是为红军三渡赤水。

鲁班场之战不能算是一场成功的战斗。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由此开始面对现实,逐渐放弃先前消灭国民党中央军主力围剿部队,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设想,转而寻求摆脱国民党军追兵、突破重围的战略目标。

长征中 “红色风语者” 的暗战好戏,实际是由这次战斗后,才慢慢拉开了帷幕。

三渡赤水河之前,红四方面军二局获侦国民党军地空识别标志情报,国民党空军只要看到地面山头上铺着白布上绘有红十字的标志,就不扫射轰炸。利用这一情报,中央红军才得以在3月16日、17日白天大摇大摆地在茅台从容渡过赤水河。

同时,从破译的电文中得知,蒋介石已飞临贵阳督战,并断定红军渡过赤水河后必然西进“无疑”,急令中央军及川滇黔军速向川南古蔺地区合力“进剿”,阻截红军北渡长江。

毛泽东和中央决定放弃在川滇黔边立足的计划,改为经滇北北渡长江上游的金沙江进入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3月20日17时,中革军委电令隐藏在深山密林的各军团再次秘密挥师东渡赤水,直指乌江南下,即四渡赤水。留下的红九军团伪装主力,继续往川南挺进,吸引敌人。

然而,一个意想不到的危情又出现了。

3月30日夜,风雨大作。正在南渡乌江的红军惊讶地发现,敌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在离红军主力很近的地方,也在急行军正往红军渡过乌江的渡口方向前进,距离红军最近只有十华里、一天的路程,而中央红军主力全部渡过乌江却需三天的时间。

毛泽东等领导人判断:敌我双方如无一方改变行动时间或方向,很可能会重演湘江战役一幕;而红军如东突或西去,都将重新陷入敌之四面围攻;如果红军按预定时间、地点渡江,必定被尾追的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撞上,一场血战在所难免。

30日深夜,乌江边金沙县沙土镇的红军总指挥部灯火通明,烟雾缭绕。这时,曾希圣向毛泽东、周恩来建议,利用我掌握敌中央军密码和熟悉敌之电文格式,假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电令周浑元、吴奇伟,改变南下追击路线。此计果然奏效,中央红军不仅顺利南渡乌江,而且把周浑元、吴奇伟纵队主力远远甩在了乌江北岸。

军委二局随之侦获,在贵阳的蒋介石身边只有4个团。毛泽东随即决定,兵向贵阳,让蒋介石把位于滇东北附近的滇军孙渡纵队,调到贵阳救驾,使之让开我进入滇东南的通道。

中央红军威逼贵阳。蒋介石果然中计,急令距贵阳最近的孙渡纵队救驾。而毛泽东却率部乘虚从滇东南挺进云南,北渡金沙江,把国民党“追剿”军远远甩脱。


苟坝会议会址

红军长征鲁班场战斗指挥所

1935年5月上旬,国民党军和中央红军在西南的缠斗终告一段落,国民党军的“追剿”铩羽而归。

而四渡赤水,是国共双方在西南生死角力最关键的一环。

布兵数十万的蒋介石最后在日记中感叹:“我军各部迟滞呆笨,被其玩弄欺诈,殊为一生用兵莫大之耻辱。”

领兵仅数万的毛泽东却演绎出了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得意之作, 中共凭其成功穿越了最为艰险的困境。

军委二局与红四方面军二局更是一路血色传情,风语传奇,生死相随。

“在离开遵义到四渡赤水的两个多月里,军委总部……同红四方面军的联络非常密切,通讯联络顺畅,来往电报收发及时,这对党中央、军委及时了解情况,正确制定作战计划,实施不间断的作战指挥,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起了重要作用。”中央红军无线电第一分队报务员黄萍回忆。

“中央红军行进到广西、贵州边境地带时,……至少有两个月的时间,中央红军是完全依靠我们供给情报(特别是他们由遵义向云南方面方向行时)。……根据我们所供给的情报,决定行动,发布命令,而我们这种行动,对于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极尽了耳目的作用。”张国焘在《我的回忆录》中如此记述。

1938年,毛主席在延安接见宋侃夫同志时说:“你们四方面军的技术侦察工作做得很好嘛,特别是我们长征到贵州,四渡赤水时,天天行军很紧张,你们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对我们帮助很大,要感谢你们呀!”

中央红军在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后,又渡过北盘江,由贵州进入云南,并以每日百里的速度,奔驰在云贵高原上。

他们的目标是,到川西北,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去!红四方面军也决定放弃川陕苏区,西渡嘉陵江与中央红军汇合。

然而,就在中央红军经过云南时,却发生了严重的“泄密”事件。

1935年5月2日,蔡威二局截获了国民党“云南王”龙云发给蒋介石的紧急密电:中革军委二局二科(译电科)参谋陈仲山被俘。

这到底是怎么了?(待续)  □ 郑承东 (九集电视纪录片脚本改编自《蔡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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