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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红色听风者”的绝密生涯(六)

2017-08-11 10:24:12 三都澳侨报


红四团飞夺泸定桥

红军抢渡金沙江

1935年4月30日夜,中央红军进抵云南寻甸县羊街,5月1日离开,中革军委二局二科(译电科)参谋陈仲山却因掉队,被赶来的国民党军队俘虏了。

“顷在羊街拿获共匪参谋陈仲山一名……于其身上搜出情报一束,系我军各方往来密电,皆翻译成文。无怪其视我军行动甚为明瞭,知所趋避。”1935年5月2日下午,亲自到贵阳督促各路军队追剿中央红军的蒋介石,接到了一份云南军阀龙云发来的绝密电报。

蒋介石接电后,极为震怒,他回电说“我军电文被匪窃译,实为严重问题”,“危险堪虞,耻莫甚焉”。

陈仲山被俘牺牲,暴露了红军的无线电侦察手段,军委二局绝密的技侦工作首次暴露,为敌所知!蒋介石震惊:国民党军无线电通讯体系已无密可保。

红四方面军立即将截获电文电告中央。国共双方再一次在隐形世界开始了编码与破译的激烈较量。

美国密码协会主席戴维·卡恩博士在《破译者》一书中称,编码学与破译学是一对孪生科学或互逆科学。编码是通过加密使明文不为外人所知。对编码方来说,加密法有代替法和移位法两种。使用代替法就有无数的演变,如用密表来替代字符。密表之上还可加上乱数,乱数又可无限长,而又不重复。近现代又出现了机械加密与电子加密,使破译更为困难。破译者必须凭借经验和测试,还要有运气与天赋,通过分析、假设、推断与证实(或否定),来剥除编码者的各类加密,还原明文的信息。

国民党军队及各地方军阀部队使用的密码,无非是专业技术人员定制的数字与字母的组合而已。最频繁的数字组合对应的是最常用的汉字,都是在中文电报明码基础上稍作改动编制的,这种密码是以四位数字来对应一个汉字,属于密码学中最简单的单表代替式密码,只需通过分析一定数量的电报,就能破译。

红军当时使用的密码体制,因为周恩来曾化名“伍豪”,故称“豪密”。早期“豪密”,并不复杂,无非是一套同一版本的《圣经》书籍。通话双方约定,各用一本相同版本的《圣经》,拆成数量相同的册数,发报时只要对方发来数字,对上册、页、行及第几个字,这个密码就译出来了。后来,又出现了多个变种版本。由任意一本规定的书籍就可以完成。通电的双方各持一本相同的书刊,发报方只要将所选文字所在的页数、行数与列数等内容按约定的顺序发出,收报方再反向查找出书中相对应的字,就可以翻译出电报。这种密码体制的优点是能够在电报中实现“同字不同码,同码不同字”,完全不给对手以分析的机会。虽然,与现在的电子计算机编码技术相比,“豪密”不算复杂,但在那个时代,已是最先进、最安全的密码体制,以至于国民党军一直没有破译红军的密码。

对于区区数万红军能在西南闪展腾挪,蒋介石曾怀疑是苏联人在插手相助,但在屡遭失败后,意识到无线电通讯可能被红军侦译。蒋介石高薪聘请荷兰籍外国密码专家进行通信加密。在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内,蒋介石还组建了以国民党密码破译首席干将黄季弼为股长的破译机构——国民党军委会电务股。1933年6月,他曾命令黄季弼不惜一切代价,加快破译红军密码。经过两个多月的攻坚,黄季弼仍一头雾水,无从下手,只好尴尬复命蒋介石——职股对于赤匪电报,迭经逐日分类,悉心研究,时经两月,毫无头绪,实属无从着手。

在“陈仲山事件”后,国民党军队本应立即停止使用无线电,保持无线电静默。但事实上,因当时有线电台和长途电话的覆盖范围有限,在运动战中,国民党军队却是不得不使用无线电报。

5月3日,蒋介石电令各部废止原用密码本,将原来的密码数量增加几倍,每日调换使用。凡每一密码,在一星期中至多只用一次,换日换用。

蒋介石和龙云、薛岳等高级将领的通讯中,全部启用了新的密码,甚至在一个电报中使用不同的密码,有时一天变换三次。他们还开始使用代号,以替代原来电报中使用的姓名和部队番号,如蒋介石的代号为“和”、龙云为“谦”等,并严令各部如仍照老法发报,一经查出,参谋长当以泄机通匪论罪,其主官亦以懈怠失职论罪。

蔡威认为,蒋介石频繁更换新密码,以为“安全”了,但仍旧沿用的是单表代替密码体制,没有触及破译工作的根本。一种密码本一定会重复使用若干次,这就为报文分析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况且,处在追堵一线的国民党部队,却根本没有办法落实蒋介石的命令,他们仍旧在使用原发的旧密码本。兵败之时,甚而还用明码呼叫。

面对国民党军新旧混杂的海量密电,蔡威还是沿袭着通过量的积累、比较与分析,再达到质的突破的侦译之路。红四方面军二局的无线电技侦情报,照样源源不断地提供给正行进在云贵高原上的中革军委。中央红军强渡金沙江皎平渡、17勇士奇袭大渡河安顺场,红四团飞夺泸定桥,袭占泸定城。两个“二局”强大的情报支撑一路形影相随。

懋功,位于四川西北部,是藏羌合居的少数民族地区,民风剽悍。域内夹金山终日白雪皑皑。翻过夹金山,便到了川西北。


电台

《破译者》一书

松潘草地

1935年5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已经初步实现了建立川西北根据地的战略意图,建立起了一个面积达9000多平方公里的大大的“家”,迎候着中央红军的到来。

鄂豫皖“西征”时期,蔡威二台及运输队正行进在一条崎岖的山路间,突然一位红军干部策马从队伍行列中冲了过去,战士避之不及,险些将电台机器挤下山沟。蔡威急忙上前,一把将这位干部拉下了马,大声责问。原来部队有规定,无论遇到何种情况,都要礼让电台队伍,并保护电台的安全。之后,这位干部受到了张国焘的严厉批评。从此这位干部谈“电”色变。

就是这位干部——红二十五师师长韩东成,奉命率部攻占夹金山脚下的懋功县城,并前进到达维镇,迎候着中央红军的到来。

离强渡大渡河仅仅12天,曾经飞夺泸定桥的中央红军先遣部队红二师第四团终于翻越夹金山顶。全团官兵抱着枪躺在雪上往下滑,一口气滑出几百米,等到大家起身时,眼前的景象令战士们愕然雀跃:没有了冰天雪地,石崖上青松挺立。草甸小草如茵,小野花随风竞艳。成群的牦牛在半山坡闲荡云游。

两百多个日日夜夜,一万多里的艰苦征战,遇到的总是围追堵截的敌人和难以想象的困难。孤单总是与血雨冲杀相随。1935年6月12日12时,在夹金山下的达维磨盘石,当听见对方部队齐喊:“我们是四方面军的部队!”时, 中央红军红四团的官兵们狂喜地冲向红四方面军的战友。

1935年6月18日,懋功异常的温暖潮湿,晴朗少云、日照强烈。城外的山坡上,年仅24岁的红四方面军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领数百名红四方面军战士列队伫立。当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这些只在传说中听到的中央红军领导率领中央纵队的战友们向他们走来的时候,残阳如血,万山寂静。随之而来爆发出的欢呼声响彻山谷。

两支红军主力的神秘“二局”听风者在懋功的会师更是漫卷西风喜欲狂。

1935年7月下旬的一天,毛儿盖红四方面军二局驻地,来了三位神秘的客人。这三人的身份在红一方面军也只有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少数领导才知道——

他们是:中革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三局局长王诤以及和蔡威在上海阔别已久的“引路人”——曾三同志。

在中央红军中,曾希圣是可以破“天书”的高人。在《曾希圣传》中,这样记载了他们拜会蔡威的场景:

他(曾希圣)知道,中革军委直属的红军通信学校政委曾三,与时任红四方面军无线电二台(侦察台)台长的蔡威,同是周恩来在上海培训的无线电通信干部,老相识,便约三局(即红星三科)局长王诤,在曾三陪同下主动拜会蔡威。

腊肉、银耳、大米饭,还有一大盆牛肉……

蔡威倾其所有,盛情款待着久未谋面的老上级,还有神交已久的新战友。

“看见天线就看见了家”。他们一见如故,连续三天三夜彻夜长谈。曾希圣、王诤讲遵义会议和长征途中的情况。蔡威详细介绍红四方面军的通信、电台情况,以及川军、胡宗南部、甘肃鲁大昌部密码编制及使用情况。而后来红一方面军突破腊子口,正是蔡威研究过的甘肃军阀鲁大昌管辖的地盘。

听说红四方面军二局没有汽油,军委二局就立即送来两桶汽油;听说军委二局充电机经常出故障,红四方面军二局把仅有的一台充电机借给军委二局。

他们享受着短暂的战友之情,却掩盖不住彼此内心的隐忧。在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中,只有他们从来往频密的电报中知道,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领导在由谁来领导红军、红军去向何方的问题上已经产生了严重分歧。

张国焘手中握8万大军,而中央红军不到1万人,他公开伸手要权。为顾全大局,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两大主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指挥,朱德任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张国焘争得了“最后决定权”,并决定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混编。

两方面军电台也统一编列成了18个无线电分队。蔡威二局为十分队,负责无线电技术侦察;王子纲为八分队,负责联络通信。这两台都跟随红军前敌总指挥部行动。1935年8月,红军总司令部任命:红军总部一局局长周子昆,二局局长蔡威,三局局长宋侃夫,四局局长徐长勋。

张国焘还下令收缴了红一方面军各军与中革军委联络以及互相联络的密码本,连毛泽东与红一、红三军团之间的联络密码本也被收缴。这样,红一方面军之间不能互通情报,遇事只能与前敌总指挥部和总司令部联系。红三军长彭德怀早已看出张国焘居心叵测,已提前叫人编制了一本可与毛泽东及红一军林彪联络的密码本。

从6月中旬至8月上旬,中央与张国焘之间就北上还是南下,西行还是东进的战略问题上,反复争论。中共中央决定红军两大主力共同北上,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而张国焘却持反对意见,提出南下川康边建立“川康政府”,或转向青海、新疆。由于张国焘故意延宕阻挠,致使红军丧失了消灭胡宗南部、夺取松潘的有利战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只好决定红军改经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草地北上。


蒋介石

彭德怀

李先念

王诤

193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红一、红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穿过松潘草地北上甘南。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指挥,毛、周等人在右路军,蔡威二局跟随右路军行动。

开会当日,蔡威便立即接到了率领二局跟随右路军北上过草地的命令。这也让蔡威同志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毛泽东同志。

横亘在北进途中的川西北草原,纵横300公里,海拔在3500米以上,历史上一直为松潘所辖,所以有“松潘草地”之称。此时的松潘草地犹如色彩斑斓而又诡异的“魔毯”。

人在上面走,稍不小心就会陷入泥潭而不能自拔,甚至陷入灭顶之灾。电台战士们挨饿负重前行,更为危险。战士们将一二百斤重的充电机、上百斤重的蓄电池和几十斤重的收发报机,或放在木板上,或绑在运输队员的肩背上,前后用绑带拴好互相拉着,前面战士探路,后面战士紧拉,小心翼翼地保护着机器和人不至于陷入泥潭。

蔡威将专配的战马用来驮器材。看见战士鞋走丢了,蔡威立即将换洗衣服拿出来,让战士们包脚。而侦听与破译,依然照常。宋侃夫与蔡威左、右两路军两部电台交叉工作。一部行军,另一部到驻地即开机工作。这就意味着,战友休息,而蔡威二台的侦听工作才开始。

有一次,才刚刚到达驻地,徐向前、陈昌浩、蔡威同志正蹲着议事,发现从后面走过来一个人——

他穿一身旧军装,高高的个头,瘦长的脸,留着很长的头发。在他身后,有一个警卫员,两个战士抬着一副空担架,还有一个人牵着一匹马。

徐向前、陈昌浩、蔡威同志发现来人,都立即站起来迎过去。那人先伸出手打招呼,到了跟前,又是握手又是问候,然后并肩向土坡上走了几步,又都一起蹲着说起话来。

过了一会儿,蔡威回到战友身边。战友们正好奇地看着这场面,都觉得那人身份不一般,便追问起来。

蔡威说:“那就是毛主席,毛泽东同志。”

战友们很惊奇激动,急忙向着毛主席走的方向望去,而主席早已快步消失在草地的斜阳中。


1935年8月26日,经过5天的艰苦行军,当蔡威和战友们终于跨越草地到达班佑地区时,二局即侦悉:胡宗南发现红军北上,即令其第四十九师于8月27日由樟腊向包座急进,企图会同已经控制上、下包座地区的独立旅一个团在包座河一线堵截红军北上。

包座位于四川省诺尔盖县东部,地势险要。敌军在南北之大戒寺、求吉寺据险防守。党中央根据技侦情报认为,右路军下一步要进军甘南,为解除右路军的侧翼危险,开辟前进道路,必须消灭驻守在包座进行阻拦的敌人。

8月29 日黄昏,包座战斗开始。8月31日下午3时,当敌第四十九师三个团全部进入预设口袋后,红四方面军马上对敌发起总攻。经过三天的激战,敌第四十九师被毙、伤、俘5000余人,丢下大量粮食、弹药和七八百头牦牛及骡马。这些正是刚过草地的红军所急需的。包座之战不仅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第一个大胜仗,而且打开了北进甘南的大门,为中央实现北上战略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蒋介石、胡宗南妄图把红军困死在草地的图谋又破灭了。蔡威的名字再一次让毛泽东印象深刻——

包座战役结束的第二天,毛泽东同志欣喜地来到前敌指挥部驻地——巴西班佑寺,表示祝贺。蔡威听见主席来了,便也走了出来。徐向前指着满桌的罐头、牛肉干、青稞酒和香烟等战利品,对主席说:“喜欢什么,你就任意挑吧。”

主席一伸手,就抓走一包烟。身边的警卫员忙找来一个袋子,想把桌上的香烟、辣椒都囊括而走。陈昌浩眼疾手快,抓过几包香烟塞到蔡威手里:“留几包给‘菩萨爷’吧。”

主席和徐向前看看蔡威,都哈哈大笑“应该,应该!”

曾任红三军团长、红一方面军司令员的彭德怀感慨地说,凭着红军指战员的英勇和出色的情报侦察工作,才免于全军覆没而到达陕北。

1935年9月10日清晨,还在睡梦中的蔡威被一惊天之变惊醒了……(待续) □ 郑承东  (九集电视纪录片脚本改编自《蔡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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