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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雄吟——“霍童惨案”75周年祭

2018-04-04 10:16:30 三都澳侨报

月光下,把这几页素笺点燃,随四方香火直达天庭。鬼魂有灵,足鉴我心。呜呼哀哉,伏惟尚飨!

——题记


小寒 冷彻闽东

公元1943年1月6日,时值小寒。霍童溪畔阴云密布,寒风刺骨,行人稀少;就连宁德霍童街头那棵终年有鸟儿叽叽喳喳的大榕树也突然沉寂了。不祥之兆处处可感。昨天还和友军同坐一条板凳称兄道弟、把酒言欢的国军107师,突然变脸,将我游击纵队指战员缴械抓了起来,并且当天下午就操起了屠刀。

瓮窑的空地埋下72根木桩,架起5挺机枪,成了一个刑场。士兵们把游击队员押到这里,绑上木桩,要大开杀戒了。一个小队员哭了起来,同样被绑的中共闽东特委负责人丁进朝大喊:“不要哭!做革命就会有牺牲。我们死了,活着的人定会为我们报仇!”凶神恶煞的士兵将丁进朝和第九支队长黄尚灼拖出几步,用手枪从背后射杀了,游击队员齐声抗议,骂声四起。这时,机枪响了起来,枪声夹杂着骂声响彻了霍童镇,等一切声响平息下来时,72名游击队员倒在了血泊中。雨水滴在灼热的枪管上,嗞嗞作响,化为青烟,敌酋下令割下丁进朝、黄尚灼的头颅,挂上霍童溪畔路口的大榕树示众。

1月8日,国民党顽固派又将游击纵队队长吴安秀及从坑头、华镜抓到的11名游击队员在彭家墩杀害。吴安秀死得极惨:他是被107师职业刽子手用马刀砍掉双臂、双腿,又剖开胸腹掏出心肝杀死的,他的头也血淋淋地挂上了大榕树。

1月9日,吴安秀之妻,21岁的游击队员谢慈金被地主武装从山里搜出,连开两枪打死;她的头颅被专程送到霍童,与丁进朝、黄尚灼、吴安秀悬在了一起。

前后4天,85人被杀,4人枭首近半月。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仇恨啊!不像军队所为,恰似恶魔行径。

岁月如梭,不舍昼夜,“霍童惨案”已经过去四分之三世纪。85个死难者中21人没有留下姓名,大部分尚未成婚,有家室的只有8人——而今其妻儿也几乎全部离世,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孙辈人了。

冥冥中,85个鬼雄在吟啸,呐喊!可他们中仅有6人被评为革命烈士……


“清剿”中的夺命“合作”

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8万国军伏击奉蒋委员长之命北撤的9000新四军,致我军伤亡过半,军长被扣政委牺牲,损失极其惨重。国民党随即召开了五届十中全会,进一步部署“剿共”;第三战区在破坏我江西、浙江省委后,又加大了对福建省委的“清剿”。中共福建省委和闽东特委被迫转移闽中、闽北山区。由此开始到“霍童惨案”发生的两年里,闽东游击纵队与省委一直没有建立起联系。

留在闽东的我游击纵队下设七、八、九三个支队。七支队长由纵队长吴安秀兼任(宁德县委书记吴南启随队),丁进朝负责八支队(支队长叶忠)和九支队(支队长黄尚灼)。很快,这支队伍从70人发展到120多人,有力打击了顽固势力和反共分子,影响遍及宁德、福安、古田、屏南诸县。

国民党顽固派急于消灭这支武装,几经换将而收效甚微。1942年11月,“宁屏周边区剿匪指挥部” 在霍童成立;国军一个整营和省保安团一个中队、地方8个自卫队计1200多人,由107师一个团长统一辖制,以10倍于我的兵力对我游击队经常活动的39处要冲地“驻兵清剿”。他们构筑碉堡、搜山烧山,并“延揽地方熟悉匪情人士构成严密情报网”探侦我行踪,不断抓杀游击队员:

11月11日,九支队驻地龟山遭袭,黄尚灼率队撤往王家山、岭头一带。12日,我坑头松林驻地4名游击队员被捕。15日,“搜剿队”突袭我七支队驻地桃花溪,逼迫群众带路搜山烧山,抓走我队员十多名。16日,我黄土岭驻地又有4人被捕。21日,自卫队包围了地下党员钱仕金的家,打死钱氏兄弟,抓走了吴安秀之妻谢慈金和襁褓中的婴儿及另两个女人。接着,107师再次袭击七支队,打死了5名游击队员……

“驻兵清剿”极其狠毒,游击队的活动地盘越来越小,处境日益困难;巨大的危险是如此地真实、持续和致命,游击队几乎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又以“合作抗日”的假面再三向我示好,图谋在高压下实现“招安”,以彻底消灭游击纵队。

谢慈金等被抓后,107师放出话来:只要游击队同意“合作”,就停止“清剿”, 释放被捕者,发给薪饷,还可以更新武器。地方头面人物郑宗霖、李其芳等也出面担保,劝说游击队前往“合作”。

情况万分紧迫。吴安秀、吴南启在咸村“阔坪头”山上召集了有40多名游击队员参加的会议,吴安秀的打算是:“与107师‘合作’目的是救出被捕同志,还可以趁机劫走107师的枪支,再把队伍拉出来干革命!”(老同志郑李宝、傅细春等证词)于是形成决议,前往“合作”。

12月9日,吴安秀、吴南启率36名游击队员到咸村与国民党宁屏周边区剿匪指挥部“合作”,在宁德县长、周墩特别区区长见证下,接受了107师的“点编”和训话。国民党方面承诺保证游击队的安全。一周后七支队移驻霍童石桥田中厝。吴安秀给丁进朝、黄尚灼写了信,说明情况,要他们也来“合作”。

为了把游击纵队一网打尽,此后的日子里,107师粉墨登场,铆足了劲拚命“演戏”,一连串的表演极具欺骗性。

他们“说到做到”,将谢慈金等游击队员释放了;七支队未被解散,武器也未收缴。虽然派了七八个士兵在附近监视,但并不限制队员行动。

12月下旬,丁进朝、叶忠所在的八支队接到了吴安秀“合作”的来信,却难以决断,便率队前往龟山想找黄尚灼商量。途中为再探虚实,丁进朝便寄书九都乡长:“我们是合作部队,请供应给养,并撤走岗哨以免误会。”乡公所得信立即送来了150斤大米和猪肉、蔬菜。午饭后丁进朝、叶忠率队离去前往龟山时,107师并未阻拦。于是八支队顺利渡过霍童溪,在院前村放心过了一夜。不料拂晓被保安队包围了。支队长叶忠中弹牺牲,其余二十几人悉数被抓。押到霍童交给了107师。吴安秀得报,当即前往交涉。107师大骂保安队混蛋,说谁叫你们抓人,再三向丁进朝赔罪,并将支队长叶忠安葬。然而,丁进朝和八支队随即便遭软禁。

之后丁进朝给九支队黄尚灼写了信,要他到霍童一晤。黄尚灼秘密会见丁进朝,得到了到霍童“合作”和带队前往解救的指示。回到驻地即召集全体游击队员开会,作了应变部署。1月4日,黄尚灼率33人前往霍童“合作”。途经扶摇村时,吴安秀前来与他见面。当晚107师董熙团长从宁德赶到设宴款待。席间,董熙敬酒:“吴队长、黄队长关心国家民族危亡,放弃山头与我们合作抗日,可钦可敬!”1月5日黄尚灼摆酒回请董团长。1月6日上午九支队开拔,107师派两个排士兵“护送”,沿街张贴标语:“欢迎合作抗日部队开赴前线抗日!”,并燃放鞭炮“欢送”。如此热诚、友好、贴心,真像是“友军”!

九支队到达霍童章氏支祠后,107师说要给大家换发新枪。由于有了前面一系列“友好”铺垫,游击队竟无一人生疑。于是把枪集中架起。武器一离手,一拥而上的士兵就把游击队员捆了起来。黄尚灼这才恍然醒悟,大呼上当。

八、九支队被缴械后,顽军没有片刻停留,立刻就对监视已久的七支队下了手。七支队在石桥田中厝的独立屋已住半月,元旦前后107师送来猪肉,队里伙食一直不错。这一天吴安秀又应周墩特区区长兼“宁屏周边区剿匪指挥部”指挥陈子镕相邀外出打野鸭,县委书记吴南启也请假外出了。他们绝没有想到,此时全副武装的顽军士兵已团团围定田中厝,激战一小时,七支队就被“连锅端”了。身在霍童的吴安秀随即被抓,一眨眼功夫座上宾成了阶下囚。

吃人的狼外婆演技精湛,把这出诱骗大戏演到了最后一秒钟。


游击队长的过错

死了那么多同志,总得有人担责。

丁进朝、叶忠等6人解放后被评为革命烈士,已盖棺定论;而其余79人尚无定评。或曰:黄尚灼错误严重,不能评烈士;吴安秀有叛变情节,应视作叛徒——“霍童惨案”皆因他们而起。

有资料显示黄尚灼曾多次“犯错”:他轻信反动亲戚作保;不听劝阻坚持“合作”;甚至还捆绑副手吴进喜等。

但是,这些指责都难以成立。

黄尚灼在接受丁进朝的“合作”命令后,再向亲戚郑宗霖(宁德县参议长,前清举人,曾任江西省东乡知县)咨询“合作”风险,是他作为支队领导谨慎、不莽撞的表现,理当点赞加分。他在下级的意见和命令相左时,坚持执行命令,更无可挑剔。至于吴进喜指证黄尚灼不听劝阻,还捆绑自己——对此蕉城区委曾组织过两次调查(1985年、1994年)。已查明:黄尚灼在前往霍童秘密会见丁进朝前曾下令:在他离开期间“不准请假,准备打仗”,而吴进喜偏在这期间失踪一天,黄尚灼回队追问此事时,吴进喜还拒不交待,故被捆绑;又因害怕被杀最后逃离了支队。吴的证言前后矛盾,与事实相悖。黄尚灼即使捆绑吴进喜也系执行纪律,并无过错。

总之,黄尚灼率九支队前往霍童与当局“合作”,是奉命行动。应当正视当时黄尚灼的地位和所处环境,不应苛求。

吴安秀的错误似乎更为严重:迷恋女色,“碧岩事件”处置失当,滥杀同志等等。前二者是批评教育和提高能力问题——至于说“吴安秀是为了救出谢慈金才决定去‘合作’”,则完全背离了事实(如前所述,从11月11日起,顽军抓捕关押了我二十多个同志),不值一驳——这里单说滥杀同志一事。

所谓滥杀同志,指的是吴安秀杀害了政委郭树干和张秘书。笔者以为,张秘书就是郭树干。郭化名老张,又是读书人,被误为秘书也在情理之中。而吴安秀杀郭树干,并非哪一个亲见,都是辗转听说的。相对而言老同志陈碧的证词还比较靠谱:

“八月间,郭同志下落不明。据陈麟呈说;‘丁进朝透露郭被吴安秀杀害于支提山了’。”

“下落不明”“据说”“透露”,接连三个模糊用语,这值得注意。而且陈碧只是“三传手”。这是定不了案的。

据说,当时为吴安秀和谢慈金“姘居”事,政委郭树干带四个战士找到吴的秘密住所,要对吴作“严厉处理”,是消息走露反被吴安秀杀害的。

战争时期,斗争极为复杂尖锐,一点过失或猜疑,就有杀身之祸。这是战争环境的复杂性和残酷性决定的,当然也由历史局限所致。革命不革命的标准,主要看大节——看他对敌斗争是否坚决。尽管如此,“杀郭”一事如果属实,到底也不能否认吴安秀的严重错误。


“合作”绝非叛变

有一种说法:同意“合作”,接受“点编”,就是叛变。

然而,这经不起推敲。

早在“七七事变”之前,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八一宣言》;1937年底,闽东的国共两党经过谈判也达成了《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协议》;1941年5月,中共福建省委再次指出:日军入侵福建后,统一战线政策应以联合为主,即使过去曾一度反共的,只要愿意与共产党合作,都要联合抗日。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1942年11月,我游击纵队却面临着敌顽10倍于我兵力的“清剿”。在队员不断被捕杀,活动区域不断被挤压的极端情况下,同意“合作”或可占据道德高地,争得一线生机;拒绝合作,倒给了顽固派以“破坏抗战”武力剿灭的借口。所以,同意“合作”是一种适时的斗争策略;而且,游击纵队去搞“合作”也是另有打算的。

吴安秀的“阔坪头会议”决定:通过“合作”去救出同志,夺取枪支,再打出来!丁进朝的出发点是:“要死死我一个,免得群众遭殃。”黄尚灼前往合作缘于丁进朝的命令,是“去救七队、八队”,他藏匿党的文件,转移武器弹药,留下骨干作为外应,准备回头再跟顽固派拼死一搏。

都不是非组织行为,更不是叛变:有的是奉命“合作”,有的是集体决定前往“合作”。那么到底谁错了?又错在哪里呢?

回看历史,一切已十分明了。错就错在中共闽东特委未能正确执行中央“隐蔽精干”的方针,错就错在游击纵队指挥员略显稚嫰,未能识破国民党正规军彻底消灭我党武装的狼子野心,错就错在革命的力量不够强大,无力粉碎顽军“清剿”;还错在“省委一度放松了对闽东的指导”(省委书记曾镜冰语);更错在国民党的鲜廉寡耻和背信弃义!

当然,吴安秀等人误入国民党顽固派圈套,致其阴谋得逞,队伍蒙受巨大损失,责任难以推脱;但是,错与罪显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万万不可混淆。殇者无罪,罪在杀人者。

其实,吴安秀致命的问题在于:他在“合作”后是否曾带队前去“搜剿”过八、九支队;甚至对敌人说过“等丁进朝来‘合作’时,就拿机枪扫”。

后一句话源自敌保安中队长陈英1951年的口供,是孤证,不能作数。前一句话来自游击队幸存者陈富贵1983年的证词。他说:

1942年10月间(吴安秀)与吴南启带领游击队70余人来石桥驻扎听命招安,随后又和吴南启二人配合107师和县保安,二次到桃花溪围剿丁进朝和黄尚灼的部队……吴安秀二次带兵进剿桃花溪时,都见了我的面……第二次他说“等我们换了新武器,再打出来还不晚。

这段话前后矛盾,错误迭出:“招安”人数不对,支队驻地错误;而且两次被“清剿”,游击队员陈富贵都在场却安然无事,还能与“叛徒”吴安秀愉快对话——那是“清剿”吗?至于吴安秀说“等我们换了新武器,再打出来”就更有违“叛徒法则”!所以这份错乱的证词应认定无效。而且,所谓“吴安秀带兵来抓丁进朝、黄尚灼”的说法,早在1985年就被陈碧、左成全、林石根等知情的老同志们否定了。

最关键还要再看后果——你说吴安秀两次带敌人来“清剿”,但如果八、九支队未受损失,更无一人被捕,陈富贵还能和吴安秀东拉西扯,说三道四,那“带队清剿”的说法就不能成立,必须推翻!

其实,吴安秀叛变的说法由来已久,来源有二:

一是1982、1985年特委书记左丰美的回忆;二是1985年黄垂明的回忆。然而,这两位都不是亲见,也并非掌握了什么真凭实据,而都是“听黄森说的。”

黄森是省委派往闽东的联络员,但他因为在福州“多住了一些时间”“迟了一星期”,到闽东时“霍童惨案已经发生”。黄森到闽东后是否会见过什么负责人呢?笔者认为不可能。因为所有的负责人都被杀害了。他或许接触过游击区农民或幸存的游击队员,但这些人远离“风暴”中心,又何以得出吴安秀叛变的判断呢?只能猜想臆测,或是道听途说,而到黄森这里便是以讹传讹了。

笔者倒可以提出以下反证:

1.七支队“合作”后驻咸村祖师堂,一周后107师令其迁往霍童镇,遭拒绝;吴安秀执意要去凤桥(距霍童4公里,背山面水进退两便);最后才到了石桥田中厝。这样讨价还价,挑肥拣瘦,那就不是叛徒。

2.霍童惨案发生前两天(即1月4日),黄尚灼在秘密会见丁进朝之后率九支队33人前往霍童“合作”,吴安秀带2名队员赶到扶摇与其会面,还一起喝了酒。人多势众的黄尚灼并没有下手“处决”吴安秀,可见黄、丁一直视吴安秀为同志。

3.1月6日国民党顽固派包围七支队驻地田中厝后,曾“激战1小时”(1983年霍童群众证词)。这是个重要证据。或曰“七支队未叛变,但吴安秀叛变了。”这样说只能称之为“莫须有”了。吴安秀是躲在霍童某人家的木楻(大木桶)里被抓到的,如果吴已叛变,本可趾高气扬,还用如此狼狈藏匿吗?

4.1954年,原特委教导队负责人、时任宁德地区副专员的黄垂明曾前往外表村看望吴安秀、谢慈金之子卓裕赠,说他是“革命后代”,要送去福安专区革命子弟学校读书,还赠他一把钢笔。可见黄垂明50年代是将吴安秀夫妻当亲密同志看待的。

断言“吴安秀叛变”显然前后矛盾,证据不足,是极其轻率、不负责任的;而“没有叛变”的证据却环环相扣,相互映证,足以形成证据链。

我们希望:过去的“宁左勿右”和“有罪推定”这一页快快翻过去,新的刑诉法已经颁布实施多年,必须坚决贯彻“疑罪从无”和“无罪推定”原则,还死难者一个大大的公道。


遗址 陵园 出征地

黄尚灼之妻胡美钗1994年写信给老战友左丰美:“人是国民党杀的,而共产党又不给承认,我哪有脸见人!”可谓锥心泣血字字泪!胡美钗1931年入党,她的党龄比我们大多数人年龄还长。这位可敬、可亲、可怜的革命老人最终没有等来阳光下抬头做人的一天!

宁德市、蕉城区、霍童镇三级党委从1986年起历时三十年六度逐级上呈“评烈”报告,可谓披肝沥胆,恪尽职守;老领导、老同志长期关注此事,不顾年老体弱也做了足够多的努力。原省政协副主席左丰美1995年写下的一段话更是语重心长:“霍童惨案至今已经50多年了……宁德市委多次调查,事情缘由已经很清楚……本着处理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的原则,我建议民政厅……予以追认烈士,以告慰死者,激励后人。”而左老本人正是省民政厅的第一任首长。

人们在翘首以待,而且也在竭尽全力努力改变着霍童,改变着先烈们为之献身的这块热土——

“霍童惨案”刑场之一的彭家墩早已建起了学校,如今又改成了幼儿园,人丁兴旺,充满了欢声笑语,一片祥和。

而杀戮了72名游击队员的瓮窑,因为鲜血流进下面水田积了厚厚一滩,此后多年,这丘水田就一直无人敢耕;据说每年中元节前后,都能听到瓮窑会发出各种异样声音,似哭似嚎,似泣似诉。这血煞之地成了霍童人一块大大的心病。可是,而今再到瓮窑,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一组崭新的纪念性建筑“霍童惨案遗址”已经初具规模。遗址坐西朝东,由三个台地上下相连,占地约2000平米。主体建筑的黑色底座上是一本翻开的巨书,书页上“1943年1月6日”这几个数字,像一把重槌在敲击着人们的思忆。这里是惨案遗址,也是烈士陵园,这里敬奉着85个不屈的灵魂。这里石坪宽敞,护栏洁白,庄重而素雅;四周彩旗飘扬,百花绚烂,鲜红的党旗展开在翠绿的背景墙上,透着火一样的热烈。每天都有人来此瞻仰先烈;每逢清明等节假日,或者学校、单位党团活动,更是人头攒动、川流不息。

人们驻足陵园,遥想当年的血雨腥风和艰苦卓绝,重温党史,感受崇高;人们诵读着一个个英名,脱帽致敬,举手宣誓,并从此出发走向新的征程。这里成了革命传统教育的新阵地,更是一本最贴切生动的乡土教材。因为,这些英烈不是他们的祖辈,就是邻村的先人,喝的是同一条大河的水,吃着同一块土地产的稻谷,说着和他们一样的美妙方言,就连身体里涌动的也是同样的一腔忠烈血!

丁进朝,福安县穆阳乡黄儒村人,1930年参加革命,担任过秘密交通站的工作,历任支部书记、区委书记、县委书记、特委负责人等职务。1941年7月由特委派回闽东领导革命斗争,1942年12月被捕,翌年1月6日在霍童惨案中被杀害。时年41岁,未婚,有嗣子。

叶忠,原名陈忠,古田县大甲乡大甲村人,其母改嫁宁德后随继父姓黄。1940年参加游击队又改姓叶。1942年任闽东游击纵队第八支队长,同年12月在宁德龟山院前村遭敌包围中弹牺牲,时年25岁。

黄尚灼,外号“敢做”,1930年参加革命,次年入党。黄尚灼投身革命后,敌人把他母亲抓来挂上“土匪母”的牌子游斗,各村演戏前还要押她上台示众取乐,折磨凌辱长达两年终死于狱中。黄尚灼的岳父、内兄均在被抓后被活活打死。“霍童惨案”前夕,民团还把黄氏家族50多人关在宗祠内,逼迫黄尚灼就范;家族诸人不得已写了劝说信派堂兄黄尚鉴送给黄尚灼。黄尚灼接信怒不可遏,当场处决了这个堂兄。1月6日就义时,他和丁进朝一样表现了崇高的革命气节,牺牲时33岁,育有一女一子。壮哉黄尚灼!伟哉游击战士!

吴安秀(一名吴阿钮),一个勇敢无畏的汉子。他清秀端正,待人和善,少年时就志存高远,心怀天下,13岁参加革命,18岁加入游击队, 1942年以特委青年委员任闽东游击纵队队长兼第七支队队长。据地下党员、白皮红心伪保长陈碧说:“瓮窑72人遇难次日,我被敌人抓进团部审讯,看到吴安秀被绑在楼下大厅的老虎凳上受刑,我到了楼上还能听到楼下刑讯打骂声。”敌顽严刑拷打想得到什么呢?有两种可能:一是要他投降,但第二天就把他杀了,可见吴安秀并未变节。二是逼他说出其他游击队员下落,如果吴安秀供了,他就具有了“利用价值”,定然会留下他以抓捕更多的人;但顽军转眼把他杀了,可见图谋未达。由此足以证明:吴安秀没有叛变。顽军的阴谋落了空,所以次日处决吴安秀时才如此丧心病狂。

吴安秀是高呼着“苏维埃万岁!共产党万岁!”慷慨就义的(老同志汤洪潮)。目睹了这一幕的人纷纷说:“屠刀下,最硬气的是阿钮(吴安秀)”(黄尚宗老人叙述)。这成了当时霍童百姓的共识,并口口相传直到今天。世上可曾见过这样大气凛然、视死如归的叛徒!

1月9日,顽军抓到吴妻谢慈金后不但立刻枪杀了她,还割下头颅,枭首示众。这进一步证明了敌人的严刑逼供一无所获,或许反而受到了吴安秀的无情羞辱,气急败坏了才拿他柔弱的妻子出气。

吴安秀从容赴死的傲骨震撼了全霍童,至今仍是老人们热血贲张、肃然起敬的话题。当然,吴安秀的毛病也是突出的:他行事果断而多勇少谋;他敢爱敢恨,有时又爱情至上。但他仍是革命者,一个并不完美却无比坚定的共产党人!

吴安秀之妻谢慈金是周宁咸村宝坑人,15岁嫁人不久便感情破裂;后在游击队里当了交通员并与吴安秀结合,育有一子,两人恩恩爱爱,感情甚笃,堪称革命伉俪。吴安秀被杀后,她赶紧将孩子托付胞兄谢如福:“安秀已死,我也会被杀,你把我孩子养大,共产党会给我报仇!”(1985年谢如福证词)保安队杀死谢慈金后,咸村乡长李其芳说:“谁去把头割来,赏20元!”一个农民抢着说“我去我去!”这位割下谢慈金的头领了20元赏金。第二天,李其芳命下坂村农民谢李清把谢慈金的人头和她的孩子一起挑到霍童向107师交差。

于是谢李清就挑起担子,一边茶桶里放着谢慈金的头,一边箩筐里放着七个月大的男婴,翻山越岭搭渡过溪,从咸村挑到霍童交给了107师。三个区丁把谢慈金的头挂上了大榕树,营长邓唐又吩咐把孩子扔进霍童溪,邓太太想自己留下被邓唐否决,邓命三个区丁把男婴送回咸村处理。路过外表村,三人进小店歇脚,小孩的哭声引起了女老板钟金花(人称“县妈”)的注意,区丁说:扁担抖抖,姆囝各一头,这是土匪头的崽,要扔到何姑桥下去。“县妈”说小孩何罪,不如卖给我。就拿出三块银元换下了孩子。后来“县妈”把男婴送给了久未生育的卓雄坤夫妇。这个后来名叫卓裕赠的男婴是吃百家奶养活的。

值得一提的是:咸村下坂村的谢李清,在之后的一天夜里,又摸黑来到霍童,取下榕树上谢慈金的头,偷回咸村悄悄埋葬了。这颗人头是他挑去的,他又亲自抱了回来。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拼着一死偷回了自己的良心。

屈指算来吴安秀之子卓裕赠今年已届75岁,可惜,他在2016年因病去世了。但他有4个儿子和若干孙辈,香火正旺。

…………

我们在霍童溪畔那棵大榕树下久久伫立,抬头寻找那4根悬挂过人头的棺材钉。粗大的树干上有几处突起,有几处锈迹,却找不到铁钉。那4根血迹斑斑的方头钉想必已被久远的岁月小心翼翼拥入树心珍藏起来了。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霍童惨案——85个死难者的忠骨埋葬于斯。

脚踏红土,他们的热血依然炽热如初,举目苍天,他们的忠诚也已写在了朗朗天地间,永不变色。

□ 方直 咸人(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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