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单位最经常填的，就是各式各样的表格，每年都填好几份。而各种表格的设计大同小异，但有一栏不可或缺，那就是学历。每每看到学历二字，我就有那么一点点的惭愧，每年都填着一样的字眼。我在三十岁拿到大学专科的文凭之后，居然停滞不前，既不像年轻人那样从全日制大学毕业不但有学历还有学士、硕士、博士的学位;也不像那些发奋读书的同龄人，一座座山地攀，考取本科甚至研究生。

专科在如今的机关事业单位差不多是最低文凭。好在大家一起干活，不计较文凭的高低，能干就行。

知足常乐。我还是很满足于我的大学专科文凭。就当时的情形来看，无论是提拔晋级还是申报职称，大专基本够用，实在需要学历破格的话，那就看业绩，比如作品发表、论文入选、书籍出版等，这些足以出奇制胜如愿以偿的，因此，我屡屡受益。

我的专科学历是在电大获取的，电大的全称是福建广播电视大学。我1985年入学，读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1988年毕业。

上大学，是每个人都有的梦想，我亦不例外。还在读小学的我对长大后能干什么是一脸茫然的时候，唯独觉得上大学这个愿望实实在在。自己是学生，学业还不错，由小学而中学而大学，应该是顺理成章且轻车熟路的吧。

毕竟涉世未深，不懂得愿望的实现要被诸多因素制约着。读书时遇上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学校一会儿学工一会儿学农，没上过几天像样的课。1975年，我高中毕业听从老人家的最高指示上山下乡，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年我17岁，想镀镀金去上大学，可看到同村那些年龄比我大、插龄比我长的老知青对大学表现出的渴望和互相勾心斗角，我知道至少五年内是轮不上我的。好在离开农村不只限于上大学这条路，插队一年半我争取到了穿军装的名额。体验政审一路绿灯满心欢喜，却被县委宣传组和知青办的头头脑脑训得昏头昏脑。原来，县里的最高长官已和他们打过招呼，在我插队满两年后力荐我上大学的。我这么自谋出路不仅断送了自已也断送了他们的机会。一声木已成舟的长叹，只能带着大学梦到军营去了。

退役回到地方，分配在文化部门工作，不忘初心，这时又想起上大学那档事，就如初恋最为难忘一样，最初的愿望也最能折磨人。

后来，我终于如愿以偿地上了大学。说来有趣，起因竟是中学文凭的“真伪”。

当时有文件通知：凡文革期间的中学文凭一律不予承认，需重新考试认可。尽管那使整整一代人失去读书机会的浩劫仍有余波，但我们忍辱负重默然地认了。复习期间，我心想这么下去，恐怕连小学文凭也要打个问号。好歹都是考，何不索性考一回大学，全日制没指望，考个成人高校也许是条路子。重读中学课本，除去代数几何微积分外，别的还是心有灵犀，于是鼓起勇气，选择了当时极为红火的广播电视大学。

年近而立头一回参加高考，考五门，分别是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和地理，每科一百分。我在中学期间没有读过历史和地理，而数学基本忘了，稍微有把握的科目是政治和语文，自信程度不如初生牛犊，幸而准备充分，一考就中，而且总分远远超过录取线。此后三年，和一群年龄差异颇大的同学穿堂过巷，走进那所小巷深处的电视大学。

我印记中的大学是气派恢弘、景色壮观的世界，这一感觉久久不散。可当我考入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系置身于大学生行列时，心中却充满着疑惑。这哪算是大学?它实在太寒碜了。我读的是福建电大宁德地区(现宁德市)分校宁德县(现蕉城区)校，学校在815路旁的一条巷里，两层的教学楼有些年份，楼梯踩上去发出不堪承受的喘息声，教师几乎是从当地和外地高校聘来的，我们更多的时候是看电视和听录音，无怪有人喻之“空中大学”。班主任认真地向我们介绍着电大的创业史，仅在宁德，就有数以千计与我一样因客观原因而错过了最佳读书年龄的男男女女，怀着梦想汇聚在这里。广播电视大学顺应了“被耽误一代”的青春热望，向奋发图强、渴求知识更新的人们敞亮一条阳光大道。我释然，广播电视大学的教学虽然是远程教育模式，但在育人成才上与全日制高校有着“殊途同归”的效应。

这所新创办的学校仍处于创业阶段，校舍简陋，师资匮乏，设备陈旧，既没有图书馆也没有活动场，这就注定了我们要比他人多付出一份耕耘。而我们是在青春渐消、记忆力衰退、三副担子(工作、学习、家庭)一肩挑、时间拮据的情况下起步深造的，成人教育靠的是自律和自觉。我们上课之前得把单位的工作和家庭的事务处理好，然后才能挤出时间读书，电大白天夜晚都有课，白天的课基本上是听录音，课件在磁带里，按照教材照本宣科。这种教学方式有利有弊，利是你因事未到课堂，自己在家或单位也可以自学;弊是你不懂只能不懂，因为你面对的是冷冰冰的机器，它不会回答你的任何提问，只能等到晚上问老师。电大晚上是经常有课的，因为兼职的高校老师白天所在学校有课，只能利用晚上来给我们上课。这倒给了我们一个加深友情的机会，下了课，天寒地冻，一群同学一起到路边摊吃笼肉丸或者吃碗汤面，甚至到那个同学家炒几个菜，喝几盅。

我半脱产读了三年书，和那些高中直升高校的风华正茂的少年相比，步履维艰。尤其考试，因为教学与出卷是分离的，哪怕成绩优异者也提心吊胆。三年六回期考，全班仅两人没有补考(我是其中之一)，第一批领到毕业证的不过十余人，一百多人最后功成名就的不足四十。如此艰难，无怪有三分之二的同学纷纷更改初衷。近年来，各种大学文凭铺天盖地，足以让电大生黯然失色，更何况还有一些规定使电大毕业生失去参与公平竞争的机遇，即使是佼佼者也很难脱颖而出的。我也曾沮丧、灰心，也有过痛苦、矛盾，但好像总得按着命定的路数赶路，凭着愿望顽强坚持着，因为我总难做到要么“进而儒”、要么“退而庄”、要么进退相宜。也正是靠了这点韧性，我才得以完成学业，才恍然悟得电大生涯的真谛。二十多门的课目，一千多天的学习，终于苦尽甘来，领到了大红烫金的毕业证书，除了公章，还有校长的签名，与其它大学不同的是，电大的规格分外高，福建电大的校长是时任副省长(后任福建省委书记)的陈明义兼任。我还连续三年被福建电大宁德分校评为三好生，被福建省电大授予优秀毕业生。

凭着读电大的那种恒心那份热情，竟也春华秋实。在文学上有所造诣，主编期刊《采贝》《三都潮》《宁德文艺》等百余期;策划、编辑《作家笔下的宁德》等文学、文化类书籍二十余册;百余万字发表于报刊，部分作品获奖或被收录选本;著有《穿过大街走小巷》《旧约牵挂》《体验与旁观》《风过花桥》《岁岁银光》《兵马列阵》等;与人合著《闽东风物志》等;担任宁德市一百多场(次)各类文艺活动的总撰稿。如今细想，正是有了电大的坚实垫底，才有了砥砺前行的果敢勇气。

在环境、机遇、条件、年龄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下，人的愿望有些可望而不可及。但只要尽心尽力尽才尽智了，就应该问心无愧。我是从那很曲折的路挺过来的，有这么一段平坦，就更应该自愉自勉地昂首阔步。尽管三年的电大生涯使我感到疲惫感到艰辛，但充分感受、充分体验，却一定会对新生活有升华的领悟，将对未来那突如其来意想不到的变化产生催化。因为谁也不会只有一个不变的结局。如果是那样，我也不会去自找苦吃，对广播电视大学的那份情愫也不会如缕不绝的。　　□ 缪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