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有个瑞岩村

至今保留着传统村落的格局

一个看似名不经传的小村，却名人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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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明朝三品指挥使的铁血情怀

瑞岩村地处古田县的东南部，位于省道宁古路与古屏路的交汇点，全村面积3.9平方公里，人口1000余人。就是这样一个小村，出了一个明朝“殿前三品指挥使”，是皇帝朱元璋最信任的贴身侍卫之一。而这个风云人物就是瑞岩村的先祖杜华泗。

杜华泗何许人?杜华泗，别名廋汉公，生于元末(约1350年)，原系安微省马鞍山市当塗县人，坊间流传，他曾经是一个放牛娃，少年时一边放牛一边在空地上练武功。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恰好被带兵打仗路过此地的朱元璋看到，一路戎马风尘的朱元璋慧眼识珠，看到眼前这个少年虽然衣服褴褛，但从一招一式有板有眼的武功中，可以看出这是一个难得的人才，杜华泗随即被招入朱元璋的部队，渐渐地成为了一名武艺高强的士兵，被朱元璋选招为贴身侍卫，跟着朱元璋走南闯北，也屡立战功屡次被提升。

1368年，朱元璋统一天下，设置拱卫司，敕命杜华泗为将军，后命为拱卫指挥使司副使。杜华泗忠诚尽职，长期护卫洪武皇帝，深得朱元璋信任，成为朱元璋皇帝最信任的贴身侍卫之一，最后官至“殿前三品指挥使”。

有一天，这样平静的日子发生了急剧变化。约在朱元璋皇帝临终前两年左右，突然有一天，朱元璋皇帝秘密召见了三品指挥使杜华泗，给他安排了一项极其秘密而又重要的任务----让杜华泗主动要求卸甲归田——回到原籍安徽开荒屯田、安家落户、安营扎寨。

为何这样安排?原来，朱元璋皇帝是个聪明而有远见的人，他在计划将皇太孙朱允文立为继承人时，也曾考虑到朱允文阅历太浅和性格儒弱等弱点，担心他对付不了那些权重一方的诸侯，可能会出现日后江山不稳的问题。于是作出了一个绝密的人事安排，赶在他临终前，安排他最信任的大臣到南方物色一个地方，作为朱允炆遭遇政变时躲避的安身之处和保护力量。而来自安徽农村的毛头小伙子杜华泗成为了最好的人选。

为掩人耳目，杜华泗在次日上朝时，向皇帝朱元璋提出了解甲归田的要求，这实际上是皇帝朱元璋与杜华泗在演的一场“双簧戏”，个中的秘密只有他俩才知道。朱元璋皇帝当即恩准了他的请求，并给予一个保留军事身份的特殊待遇，“奉旨顶军扒种”——意思即：奉(朱元璋皇帝)圣旨、保留军职待遇回到地方开荒耕种，并赏赐给他及子子孙孙以后每年都可以直接到朝廷内务府(当时在南京)领取一定数额的皇粮、军装、盔甲及桑麻棉等财物奖励，实际上是暗中安排好“潜伏”的活动经费和后续的工作经费等。同时规定直接到朝廷内务府领取，这实际上也就方便了让杜华泗今后不一定要留在安徽，而是根据保护皇太孙的需要随时可以迁移，并且有军事官员的身份做保护、有足够的活动经费做支撑。

杜华泗带着一家老小及身边人员来回到安徽原籍后，一边开展垦荒耕种，一边按照皇帝朱元璋的秘旨寻找合适的地点展开布局。同时，杜华泗秘密物色了宁德及周边县城做为备选地点，安排其贴心人员在这些地方建设了若干个寺庙。

“靖难之变”，刚即位四年的朱允文皇权被皇叔朱棣所夺，朱元璋所担心的政变还是发生了。朱允文依照祖父朱元璋所留的“密匣”所示，从南京辗转逃往安徽，找到了杜华泗。杜华泗看到皇太孙“建文皇帝”遭此劫难，悲痛万分，他时刻牢记朱元璋皇帝的嘱托，冒死将建文帝保护了下来，连夜携带家人与建文皇帝及随从离家出逃，随身只带一把朱元璋皇帝亲手授予的重达90公斤的“偃月刀”。

在历经一年多的奔波努力之后，杜华泗一行于1404年进入宁德境内，安顿下来(具体地点有待考证)。杜华泗则按照朱元璋皇帝当年密室里所交代的、携带家眷在距离瑞岩寺约一公里的地方安营扎寨，建立村庄，繁衍生息。瑞岩寺附近原先没有乡村，是杜华泗在附近建了瑞岩寺后便将乡村也命名为瑞岩村。杜华泗军职人员的身份在此刻发挥出了重大作用，他一边组织安排生产，一边秘密地保护建文帝的安全。

话说建文皇帝在进入宁德境内后，按照朱元璋皇帝生前的计划滴水不漏地进行着。朝廷虽然也曾有传闻建文皇帝藏匿在南蛮的闽东某地，也多次派锦衣卫前来调查，查遍南蛮的山山水水，都碍于杜华泗是开国皇帝授勋的特殊人物，而且迄今还有保留军职的身份，根本不敢到瑞岩村或瑞岩寺调查。其间，建文皇帝常乔装成僧人，在宁德、古田、周宁、罗源等几处杜华泗先前建设的“寺庙”与“尼姑庵”之间游走，建文皇帝的随从及宾妃和后来陆续循迹而来的老部下大臣们则分别安置在各个寺庙与尼姑庵里。

正因如此，瑞岩寺和瑞岩村作为藏匿的最后堡垒，为建文帝的复国大计提供了庇护场所。当然，世上没有完全不漏风的墙。在朱棣晚年时，即杜氏六世祖晚年时期，朱棣皇帝终于打听并证实了，前朝遗臣杜华泗竟然是朱元璋皇帝布局的、“潜伏”下来保护建文帝的真实内幕时，恼羞成怒，一气之下，下令铲毁了杜华泗专门为建文皇帝所修建的“行宫”——瑞岩寺及旁边的尼姑庵，将寺庵内的所有文字材料连同锅碗瓢盆的家具能烧就烧，不能烧的就砸烂埋入地下。同时，闽东其他许多地方被怀疑也可能作为建文皇帝“行宫”的寺庙和容纳其妃子们的尼姑庵也都在一夜之间被焚毁;同时停发了朱元璋皇帝曾经下圣旨、每年都要赏赐给杜华泗及其子孙一大批军装、盔甲及公粮等奖励，甚至下令要法办杜华泗。但后来一查，杜华泗早已去世，只好按历代的“法不追溯死人”的规则，将既往赏赐的各种名号、牌匾予以收回、销毁而已，甚至连朝廷里的史料有关杜华泗任职记载的内容也被删去。这就是至今在杜氏宗祠内看不到任何一块匾额的缘故。而且，明朝存在长达三百余年，前后担任殿前指挥使的大臣共计有二十九人，可明史中记载了的却只有28个名字，从首任长官蒋瓛开始，到末任止，唯独缺失的正是这名洪武二十六年至建文四年(1393-1402)的殿前指挥使杜华泗的名字和其他任何史料。

目前瑞岩村内，除了口口相传祖先的故事外，任何见诸文字的东西都不见了踪迹。族谱所记载的内容也是到了清朝时期，朝廷恢复了对建文皇帝史实的认可与评价时，杜氏族人才敢组织行动起来，编撰了一本《杜氏族谱》，把当年先祖的护主行为记述下来。《杜氏族谱》这样记载：“永乐二年(1404)，奉旨顶军扒种，定址松岩”。祖籍地：“京兆郡祖家在南直隶太平府、当涂县、姑孰乡、二十七都”，俗称南京“八角井”的地方。据了解，明代的姑孰乡如今早改了姑孰镇，当地确实有杜姓族人，而且当地杜氏族人外流甚多。说明瑞岩村老人口口相传的传说与现在互相呼应吻合，可信度较高。

该村最珍贵的历史文物有两件，如果能找到这两件物件，即可以证明杜氏祖先是明朝大臣和因为特殊的使命来到这南蛮之地：一件是杜氏大厝门角一直放着一把廋汉公用过的重达90公斤的大刀，可惜这把大刀在1960年前后已经遗失了，大家猜测可能是当时被无知的族人拿去“炼钢铁”了。另一件是明瑞岩寺的一对巨大的石槽和两个大石鼓，这是建文帝联络点的重要标志。

正是得益于杜华泗的特殊身份，瑞岩村除了瑞岩寺等建筑被毁外，其他村民的建筑物基本得到了良好的保护。尤其是村民的房子至今还保留有明朝时所建的3座，清朝时所建的50多座，建筑风格基本延续了“祖籍地”徽派建筑的风格——房子都是坐北朝南，注重内天井通风采光，以木梁承重，以砖、石、土砌护墙，以厅堂为中心，以雕梁画栋和装饰屋顶、檐口见长，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保持着较好的历史发展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杜华泗的忠诚理念和做法一直深受世人好评，瑞岩村“忠诚守矩”的家风代代影响着子子孙孙。

一个现代诗人的热血情怀

杜氏十九世诞生了一个诗人，他的名字叫杜运燮，

20 世纪 40 年代开辟了诗歌流派，被冠以“九叶诗派”。

其作品曾得到国内多位大文学家的一致赞赏，

而他本人，就是一个坚守职道的例子。

杜运燮，1918年出生，1937年考取浙江大学生物系，1939年转学到昆明西南联大外语系，毕业后在云南、湖南担任美国志愿军大队，即陈纳德的“飞虎队”翻译，后又到印度比哈尔邦“蓝伽训练中心”任中国驻印军少校翻译官。

杜运燮的诗歌曾得到闻一多、沈从文、朱自清、巴金等多位大文学家的一致赞赏，本可专业写作，走诗人的道路，但他仍始终坚守一种职业：翻译。他从“飞虎队”到驻印军，从《大公报》到新华社，一生守岗尽职，为国服务，最终无愧于其报国初心，也无愧于作为一名诗者的志尚。

杜运燮一生最大的兴趣和成就在于文学创作，尤其是诗艺的求索与实践。“九叶诗派”是20 世纪 40 年代形成的现代主义诗歌流派。“九叶诗派”强调反映现实与挖掘内心情绪的统一，诗作视野开阔，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历史感和现实精神。在艺术上，“九叶诗派”自觉追求现实主义与现代派结合，注重在诗歌里营造新颖的意象。辛笛、穆旦、杜运燮等九人自然形成特殊的群体，它没有具体的组织名称，只是一个流派，如星云之自然凝合。1981 年《九叶集》春笋破土般出版了，他们才被冠以“九叶诗派”。这个流派的九位诗人作为爱国知识分子，向往民主自由，写出忧时伤世、多方面反映生活和斗争的诗篇。在艺术上，结合中国古典诗歌优良传统，并吸收西方现代诗歌的表现技巧，探索自己的创作之路，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构成独具特色的流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至 20 世纪 70 年代末，由于种种原因，新诗一直未能打造出新的辉煌。以“九叶诗派”为代表的中国现代诗歌的声音也一直被压抑着。数十年间，没有人再去翻阅那曾经充满生机的“九叶”的作品。杜运燮先生本人也长期受到冲击，诗的热情一直被压抑在心底。

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文坛才迎来了文艺的春天。杜运燮和诗友们合辑出版了《九叶集》《八叶集》，随后他个人又相继出版了《南音集》《晚稻集》《你是我爱的第一个》《杜运燮诗精选 100 首》《海城路上的求索——杜运燮诗文选》《杜运燮六十年思想》等，并有《美国入侵澳大利亚》《世界抒情诗选》《罗宾逊传奇》等多部译作(与人合译)问世。他的诗作被收入数十种中外诗歌选本，诗歌《井》被选入苏联高中语文教材。

杜运燮一生在诗国辛勤耕耘，正如他在《落叶》一诗中所云：“挥动充满激情的手，又挥动有责任感的手”。“没有创造出最满意的完美作品，绝不甘休”。在中国新诗的数十年历史中出现了两次发展高潮，第一次就是以“新月派”“九叶派”和“七月派”为代表的在20世纪20年代掀起的浪潮。杜运燮正是驾驭浪潮的一位好把式。中国新诗发展的第二次高潮，是20世纪80年代“朦胧诗派”的兴起。而这一次，恰恰又是滥觞于杜运燮先生为代表的“九叶诗派”。20世纪80年代，“九叶诗派”重现诗坛，诗派正式以“九叶”冠名，一股九叶热也随之掀起。而“朦胧诗派”正是传承了“九叶诗派”跨越数十年时空而形成的新诗流派。

当然，杜运燮先生更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古田，他曾于 1960年、1976年、1996年三次回古田瑞岩村探望弟弟杜运锦和乡亲们，直到80岁那年，还写了一首对故乡充满憧憬的诗《祥瑞的山村》。在“赞美瑞岩人的名字也远播全世界”的同时，更是祝愿“小山村必将幻变为脱胎换骨的瑞岩村。

这位古田籍的著名爱国归侨诗人，在新诗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开拓，走完了84载的诗路人生，2002年7月16日，“在人生的车站下车，而且不再回来”。但他一生的诗与诗的一生，“却是一个永恒的最美的世界”(杜运燮《车站》)，供人反复欣赏，永远怀念。　　□ 杜新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