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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鹤岭古官道三处摩崖石刻解析

2019-12-25 11:51:35 三都澳侨报


李率泰画像

白鹤岭官道,为古代宁德县通往省城的主要道路,2019年10月被列入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由宁德主簿丁大全开辟于南宋宝庆年间(1225-1227),岭路崎岖,接山连海,南宋邑主簿陆游称“双岩白鹤之险,其高摩天,其险立壁”,历代过岭的文人墨客、达官显贵不可胜数,留下了众多的摩崖石刻与碑碣。据宁德文史资料第二十一辑《白鹤岭古官道》(李剑平编),共有碑碣摩崖石刻23面(处),时间跨度为南宋至民国时期,其中四面(处)已无法辨认。

对于这四处尚未破译的石刻,笔者一直怀着浓厚的探索兴趣,业余进行了一番研究,辨认字迹,查找资料,稍微找到了线索,为了做进一步考据,笔者近日邀约地方历史文化爱好微信群的几位同仁,带上梯子、棕刷、面粉(有助辨认字迹)等物件,攀登白鹤岭古道,以做实地考察。除却一处位于李拔“鹤翥鸾飞”左上方的石刻,由于楼梯高度不够,且石刻人为破坏严重,未能详查以外,其余三种都做了清晰的影像记录,这三处石刻皆集中于白鹤半岭地段,靠着李伟、张灵胜两位后生的帮助,笔者对这三处石刻逐一做了考证。


乾隆九年版《上饶县志》有关郑邦福的记载

在显眼的民国许世英“白鹤”石刻左上角,有一方字迹模糊的石刻,《白鹤岭古官道》一书记录了其中的“天地间”“羽夫”“□□题”这一方石刻经辨认,全文如下:

“证于洪范,天地间何处是四岳。羽夫上饶□□□题”。

前半段十二字皆为狂草,后面落款八字为行书。《洪范》为《尚书》之篇名,旧传为箕子向周武王所陈“天地之大法”。而“四岳”者,历代学者说法不一,有说是四大山岳,也有说是一个人,也有说是四个人。石刻作者在经过白鹤岭古道时,亲身目睹“百里初见近,十里转见远。绝顶不分明,白云随舒卷。” ①的壮美巍峨之后,由衷发出的感慨。根据落款“羽夫”“上饶”,笔者从地方史籍中查询到这位作者:郑邦福,字洪畴(乾隆《上饶县志》作洪范),一字羽夫,又号铁耕道者。上饶(今属江西)人。隆庆五年(1571)进士,授嵩明(今属云南)知州。万历间,任福建按察司副使,分掌屯盐,累官至南京太仆寺少卿。著有《采真游》四卷。后以子以伟贵,赠光禄大夫、太子少保。史书中说他“慈祥而清莹,精心名理,脱离言荃,人莫窥其底蕴”。②从草书的飘逸,再到内容的豪放,很好地证明了这段记载。


纡回百折白鹤岭

关于郑邦福具体任职时间,道光版《福建通志》、民国版《福建通志》,以及乾隆版《福州府志》都未作说明。笔者从《明神宗实录》卷之二百二十二、卷之二百五十八找到了答案,郑邦福于万历十八年(1590)四月,由刑部广西司郎中升福建副使;万历二十一年(1593)三月,转广东左参政,前后在任达三年时间。按此,这方石刻也完成于在这一时期,它与白鹤岭的万历辛卯(1591)李琯诗刻大致同时。石刻落款遗失部分很有可能就是“郑邦福”三字。

在郑邦福石刻左边,还紧贴着一方石刻,这也正是我们要考证的另外两处石刻之一。如果不是细致辨认,我们很容易把它与郑邦福石刻混为一体。《白鹤岭古官道》记录了其中的“郭尚书”“开大路”六字。实际文字抄录如下:

“大清国顺治辛卯岁,钦命总督福建部院□□□□□太保兵部尚书李 新开大路”。


“俯视一切”与“勒石小引”摩崖

顺治辛卯岁为清世祖顺治十八年(1661),经查找民国陈衍《福建通志》卷二十二《职官》,在这一年份找到了相应的“总督”:

“李率泰,字寿筹,谥忠襄。正蓝旗汉军。沈阳人。(顺治)十三年任,十五年专领福建。闽督专设始此。”

在《闽东畲族丛书.民间信仰卷》书中记载着一处内容相似的题刻,笔者从微信名“春风过驴耳”的朋友圈中一睹其真容。这处题刻位于霞浦县崇儒畲族乡上水村“弥勒石”,镌刻内容如下:

“大清順治辛丑冬月季,钦命总督福建少保兼太子太保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 新开大路。”

从这里可以得知,我们这处石刻所缺部分为“少保兼太子” 五字。

这两处石刻记载着同一件事,而且与清初的一个历史大事件紧密相关。


白鹤岭

公元1646年(南明隆武二年,清朝顺治三年)冬,随着南明鲁王航海,隆武殉国,东南半壁,尽归清军。此后,南明残余势力被逐一镇压,最后只剩郑成功的这支抗清主力,在东南沿海频繁活动。为了切断郑成功所部的物资与人员的资助来源,顺治十三年(1656)六月,清廷正式下达“禁海令”。顺治十八年(1661),又再次下达惨无人道的“迁界令”,要求江南、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居民,分别内迁30~50里,这两次大规模的政治活动都在李率泰任内,而最早主张“迁界”的也是李率泰,早在顺治十七年(1660),他就以海氛未靖为理由,建议“迁同安之排头、海澄之方田沿海居民入十八堡及海澄内地” ③,得到朝廷批准。

至于顺治十八年(1661),李率泰只是重修了福宁州的大路,还是沿海各州府道路均有大修,文献中没能找到更多记载,故无从知晓。而其修路目的,主要是为了加强军事戒备,并为后面“迁界”移民的实施打下基础。这一期间,李率泰还命令地方官员重修了福宁州城、福安县城,加固城防设施。



辨认摩崖石刻

距离李率泰修路题刻右方约五六米处,我们找到第三处石刻,这处石刻的整体面积是前两处石刻的两倍,字数多,而且更为清晰,只是下方被清代邑令汪大润“俯视一切”的擘窠大字所掩盖,仅能看到上半部分。《白鹤岭古官道》记载了其中的“勒石”“白鹤岭”“江坎坷崎岖”“命治险为夷”等字,笔者等人通过辨认与研究,甄识如下:

“ 勒石小引

白鹤岭去天尺五,□□□江,坎坷崎岖,艰于车□。己亥秋余奉命治险为夷,□□□□海间行,聊对石将□□□□□□,与山灵一□,□□□道扫除岨□□□□□□陟霄立马□□□□□□玄岳□□。”

根据对斑驳文字的反复推敲,笔者认定这方摩崖石刻同样也与李率泰有关。理由有二,白鹤岭道历史上的大修,据史料记载,为南宋宝庆年间(1225~1227)、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明崇祯七年(1634),这三次大修都没有出现在“己亥”纪年,相对应的只有顺治十六年(1659),而且李率泰曾“新开大路”,这方石刻晚于上一处仅两年,这说明李率泰曾于顺治己亥奉命督修沿海军事设施,并莅临福宁州视察,两年后逐一完工;其二,石刻出现“余奉命治险为夷”“□道扫除”“陟霄立马”,这种口气,也只能是封疆大吏李率泰符合身份。再者石刻中“命”字另起一行书于顶格,这种现象多见于明清时期,更与前面“新开大路”石刻中的“钦命”二字书写相似。

由李率泰两方石刻可以看出,白鹤岭古道在顺治十八年之前,岭道狭窄崎岖,行人不便,直到李率泰才加以整改扩修,也就是目前我们所见到的这种面貌。另一方面,福建内陆地区的抗清势力已基本肃清,朝廷下令修路,既有利于军事交通,也便于民间通行,能很好地安定民心,特别是稳定汉人情绪。


海阔天空摩崖石刻

值得一提的是,汪大润“俯视一切”石刻位于“勒石小引”的正下方,由于书法拙劣,历来为过岭者所诟病。笔者认为,该石刻书法并不是出于汪大润之手,首先从石刻落款可以找到破绽。此类题榜,题款通常是“某某人题”,或“某某人书”,而此处落款是“康熙戊寅菊月吉旦,楚南知县汪大润立”,仅表明这方石刻是为汪大润所立,未说明书法出于其手。“楚南知县汪大润”的书写方法也显然有误,应写成“知宁德县事楚南汪大润”。其次,在石刻不远处,还有一方“恩主汪侯捐俸重修官道功德碑”,这是同年六月,宁德合邑士民为汪大润所立,刻工粗糙,字体草率,它应与“俯视一切”同出于民间工匠之手,而且会是同批工匠。

汪大润于康熙三十三年至四十四年(1694~1705)任宁德知县,康熙戊寅指康熙三十七年(1698),正在其任期内。乾隆版《宁德县志》记载汪大润是非正途的“例贡”出身,而乾隆版《贵州通志.卷十八.秩官》作“岁贡”,笔者又进一步查阅他家乡的志书—同治版《大冶县志》,在卷之九《选举志》中也作“岁贡”。其实是否正途出身并不重要,再愚笨的人也不会在交通要道上留下这种低劣的书法作品,为方家及后世耻笑。另外,赤溪镇夏村保存有一方汪大润所赠 “望重庐江”匾额④,楷体工整匀称,与此石刻书法水平不可同日而语。


清理摩崖石刻

让我们疑惑不解的是,刻字立碑之时,汪大润尚在任上,他怎么会允许这种有损自己形象的事情发生。这还得从李率泰“勒石小引”说起,清初的“迁界令”给地方士民带来了重大的灾难,康熙元年(1662)十月间,福宁州城“兵起,宫庙、民房焚毁一空,男女老幼,提携号哭,东南北路尽绝人烟。” ⑤乾隆版《宁德县志》虽避而不谈,但也在卷之三《张承瑞》条目中留下了“(顺治)十八年,因海氛迁界,滨海居民多流离失业者”的记载。直至康熙二十一年(1681)⑥,福建总督姚启圣、靖海侯施琅渡海收复台湾,时局平稳,姚启圣上书朝廷,请求重新开界,招集流民,得复故土。老百姓自然对“迁界令”的首倡者李率泰不怀好感,而对于官道上李率泰的题字更是深恶痛绝。康熙三十七年(1698),汪大润重修岭路,地方士民自发为他立了功德碑,又借机在“勒石小引”之下凿刻寓意深长的“俯视一切”四个大字,并加以覆盖,以发泄胸中的怨恨。对于这种做法,一向体恤民情的汪大润自然不会横加干涉。


汪大润题赠寿匾

因为李率泰的“新开大路”,旧时在宁德县城西门外,也就是白鹤岭道出口处,还矗立着一座康熙三年(1664)由地方官所建的功德牌坊。这座李总督坊跨路而建,行人必须从其脚下经过,这更让地方士民引为奇耻大辱。因此,出现以上行为更在情理之中。

故事至此尚未结束,对于李率泰“新开大路”的刻石,宁德士绅也是耿耿于怀。一直到了民国四年(1915),福建巡按使许世英视察宁德,在白鹤岭题写了“白鹤”二字,刻石路旁。地方士绅借机让石匠另刻“白鹤”二字于“新开大路”之下,字迹同样拙劣,针锋相对,以泄公愤。



郑邦福题字摩崖与李率泰修路摩崖

李率泰没因“新开大路”而流芳千古,却以海禁而背负骂名,这大概也成为他的心病。据《清史稿》记载,在李率泰临死之时,曾遗疏康熙皇帝,请求朝廷“令沿海居民迁移内地,失其故业。宜略宽界限,俾获耕渔,庶苏残喘”。这让我们想起与白鹤岭官道密不可分的另一位历史人物,也就是开辟者—南宋主簿丁大全,这位修路的主簿也是名声不佳,位列奸佞。然而历史真相如何,目前尚难定论,是非功过或许也只能留待后人评说。

诸位读者,如您读罢此文,再次登临白鹤岭古道,静下心来,或许能听到郑邦福独对天地、豪气干云的发问,也或许能体会到李率泰挥之不去、终生困扰的纠葛,还或许能感到宁邑先民拖儿带女、颠沛流离的苦楚,而古道悠悠,也许只会对你的感慨微微一笑,对你的问题默不作答,它只是向前延伸着,永远穿行在山与海、历史和现实之间。

 

①:明蔡文范《望白鹤岭》。

②:民国版《新纂云南通志》第八册。

③:《清圣祖实录》卷一百四十。

④:现存匾额,为道光二十三年(1843)由裔孙照原样重修。

⑤乾隆版《福宁府志.卷之四十三.艺文志.祥异》。

⑥:复界时间记载不一,乾隆版《福宁府志.卷之四十三.艺文志.祥异》、民国《宁德三屿上厅翁氏族谱》均作“康熙二十年”,民国《宁德南洋(南埕)陈氏族谱》作“康熙二十二年”。  □陈仕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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