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将星云集，其中传奇人物，英雄豪杰数不胜数，然而集“活菩萨”“千里眼”“无名英雄”于一身的实属罕见，而红军时期有一位无线电密码破译专家却能获取这三大殊荣。那么这位专家是何许人，又是谁对他的评价?让我们走近炮火纷飞的红军战争年代，去探寻其中的缘由。
这位无线电密码破译专家名叫蔡威，是福建宁德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司令部第二电台台长、第二局局长，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第二局局长，1936年9月22日牺牲在长征途中。
“活菩萨”的由来
蔡威被誉为“活菩萨”在红四方面军里是人人皆知的，这是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的由衷感言。
《1986年红四方面军技侦工作老同志座谈会会议纪要》写道，在川陕苏区红四方面军反“六路围攻”战役中，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由于及时、准确地掌握了敌军的情报，和前方部队的英勇作战，红九军一部，先后收复了仪陇、阆中;红十三军收复了巴中和苍溪;红四军一部在进占了兰草渡以后，继续向营山方向乘胜追击。至此，敌人大肆吹嘘的“六路围攻”遭到彻底失败。后来前方的一些干部感到奇怪，就问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同志：“哪里来的这么准确的情报?”他回答说：“我房间里供了一位菩萨，敌人准备进攻时，他就把敌人的出动时间和动向全告诉我了。”当时前方的一些干部不知道陈昌浩政委所说的菩萨一事是真是假，居然好奇地跑到他的指挥部住处去看看有没有菩萨，那当然是找不到的。
反“六路围攻”是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反围剿的最大一次战役，敌我双方兵力悬殊，以刘湘为首的敌军投入120个团20多万兵力，红军兵力不足80000人，作战地域十分辽阔。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由于蔡威所领导的电台在无线电技术侦察方面的出色工作，红四方面军在战役中显得“耳聪目明”，十分主动，经过10个月的英勇奋战，红军以歼敌80000余人的辉煌战果胜利告终。作为这次战役的亲历者和指挥者，陈昌浩深知“知己知彼”的重要性，以致他由衷地称蔡威为保佑红军打胜仗的“活菩萨”。因此在反“六路围攻”胜利表彰大会上，陈昌浩代表红四方面军总部给蔡威颁发了嘉奖，并奖励大洋300块，同时大声宣布“活菩萨就是蔡威同志”。
陈昌浩(1906年8月-1967年7月30日)是红军中一位叱咤风云的将领，获金质红星奖章，湖北武汉人。1927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历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兼共青团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政委、第四方面军政委、红军前敌指挥部政委、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他曾乘坐“列宁号”飞机(从四川军阀刘湘缴获的空军教练机)进行敌情侦察和深入敌守城黄安投弹，远航武汉投撒大量传单，震惊了武汉三镇和南京。西路军兵败河西走廊，成了陈昌浩人生的最大转折点。此后，陈昌浩在中国革命的舞台上销声匿迹，渐渐为历史所湮没。他因患有严重的胃溃疡，被批准到苏联治病。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十多年漂泊异国的生涯。参加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获“卫国战争奖章”;1951年回国，担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等职务;1967年含冤辞世，1980年恢复名誉。他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陈昌浩
陈昌浩曾是中共政治局委员和红军最大的一个方面军政委，经历了红四方面军发展壮大和曲折的全过程。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红四方面军是在鄂豫皖边界工农武装起义烽火中诞生的队伍，成立于1931年11月7日，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苏区和川陕苏区历经无数次战斗洗礼，从成立时的30000多发展到80000多人。在反“六路围攻”中保存了兵力，直到长征与中央红军会师时，仍有80000多兵力，成为红军中人数最多的一个方面军。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时，全军约有80000人(含陕北地方红军8000人)，其中红四方面军有38000人，超过红一方面军22000人和红二方面军11000人的合计数。到达陕北后，长征红军只剩下30000多人，其中红一方面军约6000人，红二方面军11000人红，四方面军虽然在西征中有很大损失，还剩下14000人，仍然是红军中保留长征骨干最多的部队，在后来的革命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以蔡威、宋侃夫、王子纲为代表的红四方面军无线电侦察部队，最大的作用是：“提供总指挥部的情报，源源不断，对敌情了如指掌。在红四方面军粉碎敌人所发动的‘三路围攻’‘六路围攻’以及长征过程中，每一个重大行动的决定都有技侦情报做依据，每一个重大胜利的取得都有技侦工作人员的一份功劳。没有技侦工作提供准确可靠的情报，在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的形势下，取得胜利是很困难的。”“在破译密码方面出力最大破的最多的是蔡威同志”。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壮大，这一支无线电技侦队伍功不可没，而蔡威是这支特殊部队的最杰出代表。
尤其巧合的是，陈昌浩还差一点成了蔡威的同行。这事还得从我军无线电的发展之初说起，我党无线电通讯工作的源头要追溯到1928年的6月，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前，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曾向共产国际提出代培无线电通讯人员的建议。共产国际接受这一要求，很快便从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留学生中，推选了毛齐华、方仲如、陈昌浩、沈侃夫、李元杰、程祖怡六人到国际无线电训练班学习。在共产国际培训人员的同时，1921年1月，从莫斯科东方大学的留学生中，挑选涂作潮、宋濂、谭献犹、刘希吾四人到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信联络学校学习有线电和无线电通讯技术。从苏联秘密培训的两批学生(陈昌浩因工作调动提前退学)，分别于1930年秋末和1930年11月回到上海和上海党中央“特科”的无线电李强科长接上关系……如果陈昌浩不是因工作调动提前退学，那么陈昌浩就成了蔡威的同行和兄长。不难看出，陈昌浩对于密码破译行业是了解和熟悉的，也正是熟悉这个特殊行业的人才用“活菩萨”来比喻!
“千里眼”的出处
张国焘于1961年动笔撰写《我的回忆》，书中称蔡威为红军的“千里眼”，这时蔡威已长眠在长征路上二十多年了。
张国焘是中共一大代表，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红军总政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共陕甘豫边区政府主席等要职，是红四方面军的实际最高领导人。
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过草地时，指战员们染上了可怕的伤寒病。他在回忆中写道：“那次的伤寒病牺牲了我们成百战士，其中有好几个是师团长级的干部。还有一位无线电侦察专家蔡同志，他是福建籍的知识青年，聪敏而有毅力，自鄂豫皖起他就担任对敌的密电侦察工作，建树极多。他与我不仅是同事，而且是好友，他的死亡，在友情上我固然十分伤感，而且使我们军中少了一双‘千里眼’，尤为令人痛惜。”
“蔡同志”是张国焘回忆红四方面军无线电通讯和技侦工作时提到唯一的有姓无名的当事人。究竟是谁?其实答案是很明确的。首先说他的籍贯是福建，这在红四方面军的“情报三杰”的蔡威、宋侃夫、王子纲三人中，只有蔡威是福建籍贯。其次是受过高等学历教育的“知识青年”，蔡威是上海大学和同济大学的学生。再次，蔡威贡献重大，“建树极多”，这与1986年红四方面军技侦老同志座谈会纪要“在破译密码方面，出力最大、破得最多的是蔡威同志”的表述吻合。
徐向前
令人不解的是张国焘确实不记得蔡威的名字还是另有考虑?蔡威从1931年起至1936年牺牲，近五年的时间都在红四方面军总部工作。蔡威是红四方面军“仅有的侦察电台”台长，红四方面军二局局长，后来又任红军总司令部二局局长，是一位非常特殊和显赫的人物，张国焘不可能连蔡威的名字都记不得。我想张国焘是有意隐去蔡威的真实名字，而只提“蔡同志”，这显然与张国焘在二十多年后写回忆时自己的难堪处境有关。
其实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无线电创建时，对无线电通讯的安全感到担忧，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与中共中央之间无线电的通报，原是极为稀少的，主要原因是我们不敢信赖我们的密码。我在上面已经说过，湘鄂西苏区作战时曾失落了我们原有的密码本，后来经过一些努力，仍不敢相信续订的密码的可靠性。最后我们不得已才由双方的报务员，利用电台通话，制定了一个新的密码本，但这是否已为敌方偷听去，则无把握。因此我们与中央之间，一向不敢在无线电中涉及有关机密要事。”此后由于情报的破译在实际战斗中不断得到印证，张国焘对此深信不疑了，其中最为经典的是蔡威所领导的红四方面军无线电台在反“六路围攻”中侦破了国民党前敌总指挥王陵基的核心机密。张国焘在回忆中写道：“我军与王陵基部相持了约三个月，已是1934年1月下旬了。王陵基觉得他已不能迅速解决‘共匪’，但低估了我们的反攻能力，到了快过阴历新年的时候，王陵基的太太姨太太和亲属纷纷电催他返回万县。他的秘密行动上自刘湘下至他的部属都不知道，他只吩咐他的参谋长暗中代理总指挥的职务。我们因而能译出他们的电讯密码，对他的行动了如指掌，乃积极计划趁机反攻。”“1934年2月14日清晨(阴历元旦)，我军开始反攻，袭击王陵基的右翼，驻守那里的一个旅，经我军猛攻后即告瓦解，旅长亦阵亡。其第二道防线上的守军，也因之溃乱。我军乘胜推进三十里，直抵王陵基的总部。王的参谋长仓皇率部急退，这时王部各师旅长始悉王陵基已在阴历年前私离防地，为之大哗。幸赖王部左翼指挥将领尚能沉着应战，坚守防地，才挽回了王军全部崩溃的命运。王本人闻讯急返前线，从事补救并策划反攻，但刘湘再也不信任他了。”“王陵基就这样被刘湘解职，并软禁了一个时期。”这是红四方面军反“六路围攻”战役的一处绝妙之笔，“六路围攻”最终国民党军以“官损五千，兵折八万”惨败而告终。
中央红军长征后不久，蔡威领导的红四方面军红色电波穿越千里，为中央红军提供准确及时的情报。张国焘在回忆中写道：“我们事实上放弃了四川军阀作战。仅有的侦察电台日夜不停地工作，只有小部分时间用在侦察四川敌情，多数时间用来侦察中央红军行进所在及其四周敌情。中央红军行进到广西贵州边境地带时。我们即开始供给中央红军情报。这是一件相当繁重的工作，侦察电台每天都译出敌军大批密码电讯，再由参谋人员扼要做成通报，经我鉴定后拍发给中央红军。我们的电台须守候中央红军电台出现，有时从晚七时余守候到凌晨三点左右，有时我自己也守候在电台旁，解答对方的疑难。”“至少约有两个月的时间，中央红军是完全依靠我们供给情报(特别是他们由遵义向云南方向行进时)。他们日夜在行进中，因而电台没有时间做侦察工作。每当他们宿营、休息的时候，立即与我们通报，根据我们所供给的情报决定行动，发布命令。而我们的这种行为，对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极尽了耳目的作用。”“红四方面军电台对中央红军的情报支持，在徐向前元帅的回忆中提到，在红四方面军技侦工作老同志座谈会上也得到佐证。”“1934年底，中央红军长征到贵州遭敌堵截、追击，每天都在紧张行军，对敌侦察遇到了困难，红四方面军电台就及时跟踪敌台，逐步摸清了中央红军周围的敌情，整理后先送总指挥部领导审阅，然后再发送给中央。会师后，中央红军电台的同志说，红四方面军电台提供的情报很快、很准。对红一方面军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起了很好的作用。长征结束后，毛主席在延安见到宋侃夫同志说，你们红四方面军电台的同志辛苦了，有功劳啊，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在四渡赤水前后，是你们提供了情报，使我们比较顺利地克服了困难。”
与中央红军的北上南下之争，是张国焘刻骨铭心的，红色电波千里援助危急中的中央红军也是他挥之不去的记忆，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他写回忆录的复杂心情。那么真实地反映红四方面军技侦队伍的特殊作用，他用浓墨重彩赞誉蔡威这位无线电侦察专家为红军的“千里眼”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无名英雄”的命名
徐向前元帅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详尽回忆了他一生征战的历程。然而在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和红四方面军征战这一段史实中，只字未提到蔡威，对无线电技侦工作也少有提及。而在蔡威牺牲50年后的1986年，徐向前元帅题写了“无名英雄蔡威”六个浑厚有力的大字。
徐向前(1901年11月8日-1990年9月21日)，字子敬，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永安村。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徐向前同志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长期担任党、国家和军队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
蔡威从1931年11月到鄂豫皖苏区起，至1936年9月长征途中不幸牺牲的4年10个月时间里，都在徐向前总指挥领导下工作。在生死与共的革命岁月里，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感情。红四方面军第3次过草地后，徐向前总指挥率前地指挥部驻甘肃的漳县。听说蔡威不幸病逝后，骑马赶回岷县卓尔坪村主持蔡威遗体告别仪式，这一幕让徐向前元帅永生难忘。
1936年9月22日下午，蔡威逝世的噩耗传到漳县红军前敌指挥部，正在参加西北局会议的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傅钟、周纯全、李先念、肖克及许世友等都十分悲痛。他们痛惜地说：“红军失去了一个好干部!指挥部失去了一双宝贵的眼睛!”“找一副最好的棺材给蔡威同志收殓!”“要给蔡威同志举行一个隆重的葬礼!”……
一身灰色土布戎装的徐向前总指挥走到朱尔坪村外阿婆湾的山坡上致悼词：“蔡威同志是一名优秀的红军干部。从红四方面军成立的那一天起，他就在参谋部工作，创建了第一部电台……蔡威同志的逝世，是我们红四方面军无线电通信和侦察工作的巨大损失!蔡威同志是一位无名英雄，他的功业永远记载在中国工农红军的光荣史册上!”
在蔡威烈士为革命捐躯49周年的时候，悉知己找寻到蔡威的家乡和亲人，徐向前元帅思绪万千，于1985年9月12日写下了这样的批示：“蔡威是一位优秀的红军干部，在破译方面是有独特建树的……”
1986年7月21日，徐向前元帅为纪念蔡威烈士牺牲五十周年挥笔题词：“无名英雄蔡威”。共和国元帅命名军中无名英雄，唯有蔡威。
2008年7月1日，福建宁德蔡威事迹展陈馆正式开放，徐向前元帅题写的无名英雄蔡威制成红木牌匾悬挂在蔡威故居的大厅正堂上。
蔡威的三位直接领导人，陈昌浩留苏回国、张国焘北大学历、徐向前黄埔一期，在红军年代均属于顶级的高学历，他们在三个不同的时间段以不同的方式对蔡威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赞誉。穷尽了“活菩萨”“千里眼”“无名英雄”的赞美之词，还不惜用了“建树极多”“独特建树”“出力最大、破的最多”的考究字眼，如此之高的特殊荣誉，的确令人赞叹不已，感慨万千。
无线电技术侦察在红军年代的情报获取领域中是高科技的手段，传承到今天的无线电技侦仍然是高科技手段。在密码破译工作的早期，蔡威是这个层面的“独特”领军人物和“建树极多”的佼佼者，蔡威的特殊经历和贡献成就了三大特殊荣誉，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无线电技术侦察史上留下了令人仰望的一页。 □ 陈国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