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入党之谜

对于一位革命者而言，何时何地由何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件事关政治生命的大事，也是一位有志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标志。

我们在出版的书籍中，看到蔡泽鏛（蔡威）入党的时间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一是张开明、丁德润《追寻电台台长蔡威》长征出版社1997年11月版，说是1924年入党；二是叶明祥、陈国秋《无名英雄蔡威》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版，说是1926年入党；三是《红军人物志》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版，说是1928年入党。接下来，让我们对这三种说法逐一进行说明分析。

一是“1924年入党”之说

在《追寻电台台长蔡威》书中这样写道：“在料理完父亲的丧事（注：其父蔡祖熙1924年5月去世）之后，蔡泽鏛又返回宁波读书。但这一年，他却经常去上海，名义上是去看大姐灼桃（蔡泽芳），因当时其大姐夫黄星南正在上海市政局工作，后来还当了上海市副市长。实际上他去上海，主要是寻找进步组织、寻找决定中国人民未来命运的中国共产党。因为有一次在他和他的舅父（注：应为舅舅）林振翰谈话时，林振翰偶然说了一句：‘现在共产党在上海很活跃’。也许是说者无心，但听者有意，蔡泽鏛立即铭记在心，并不露声色地经常到上海去打听、去寻找党组织。几经周折，费尽苦心，终于让他找到了。就在这一年，即1924年，17岁的蔡景芳（泽鏛），化名蔡威，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关于蔡威入党的时间，这从当时（1926年）中共福州地委党团组织部长、原广东省计委副主任陈应中的证明材料中可以得到确认。他在1986年11月19日的一份材料中写道：‘蔡泽鏛由上海党组织介绍到福州特委（注：福州地委）时，说是1924年进党的。特此证明，陈应中’”。《追寻电台台长蔡威》的作者丁德润于1985年随马文波将军（原国家外交部副部长、总参谋部副部长）到上海、福州、蕉城（原宁德县）等地对蔡威求学和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的地方，进行走访调查，并从我们那里得到许多有关蔡威的第一手调查资料。“1924年入党”之说，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

二是“1926年入党”之说

是叶明祥、陈国秋《无名英雄蔡威》一书中分析推理得出的，一个重要的依据也是时任中共福州地委组织部长陈应中的证明，说蔡泽鏛在1926年冬由上海党组织介绍到福州地委时已明确无误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身份了。这是大革命时期，党的一项措施，派高校党员学生回原籍从事革命活动，当时经陈应中之手派回原籍的有建瓯的葛月溪，宁德的蔡泽鏛，莆田仙游的陈国柱等党员。

陈应中的证明应是可信和权威的。由此可知蔡的入党时间应是1926年或1926年之前，至于之前到哪一年呢？在《无名英雄蔡威》书中这样列出了蔡威1921年到1927年的大事年表：“1921年前，蔡泽鏛在家乡蕉城读了8年私塾。1922年春，15岁的蔡泽鏛在福州格致中学求学。当年夏天，蔡辍学回宁德，在家补习英语。1923年2月，赴宁波随舅舅林振翰学习英语，林在上海有一幢公寓，常来往于宁波、上海之间。在此期间，蔡常赴上海。1924年，蔡泽鏛仍在宁波，常赴上海。1925年，蔡赴上海惠灵英语专科学校求学。1926年冬，受党组织派遣从上海回闽，由中共福州地委介绍回宁德，与郑长璋（中共党员）一起筹建国民党宁德县党部，并以此为掩护开展党的活动。1927年‘四三’反革命事变后被捕，同年8月出狱后即赴上海”。蔡威的大事年表已经当地党史部门多方调查核实，是准确可信的。叶、陈两位作者从蔡泽鏛有关活动区域和时间段来分析推论得知，蔡在宁波的时间是1923年2月至1924年。这期间，蔡常来往于宁波、上海之间。到了1925年初，蔡赴上海惠灵英语专科学校求学至1926年底就一直在上海。

从1923年至1926年正是我党在上海活动比较活跃和频繁的阶段：如中共中央第一次扩大执行委员会议、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均在上海召开，以及在全国具有很大影响的“五卅”惨案、上海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等斗争均发生在上海。自幼即怀远大抱负的蔡泽鏛，身处这种“非常”时期，受我党影响，直至加入党组织是有可能的，所以他们认为蔡泽鏛（蔡威）入党的地点应是上海，时间应是1926年。

三是“1928年入党”之说

出自《红军人物志》。志书的编撰历来是严谨的，关于蔡威的入党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应是有其依据或出处的。2008年总参谋部出版的《来自历史深处的报告》（中国工农红军技侦情况工作初创时期回顾）一书延用蔡威是1928年入党的。徐深吉将军撰写《怀念一名“无名英雄”一一回忆红军长征中的蔡威烈士》纪念文章（1982年2月24日在《福建日报》上刊发），明确说蔡威入党时间是1928年。

上述两本权威书籍和一位蔡威战友的回忆文章中均提到入党时间是1928年。事后，我就蔡威入党时间疑问与北京军方联系，了解到徐深吉将军是查找了红四方面军名录而得知。也就是说，他们的依据是出自“红四方面军名录”的档案记载。

1928年入党说法与上述的两种入党时间说法明显矛盾。这能作何解释呢？我们认为只有一种可能：蔡泽鏛1927年8月保释出狱后赴上海，寻找党组织，并与党组织接上关系，鉴于当时白色恐怖的危险处境，党组织对曾被扣押入狱的蔡泽鏛进行甄别考察。这是地下党组织确保自身安全的一种必备措施，若无发现异常现象即可恢复党员身份或重新办理入党手续。蔡泽鏛从1927年8月到上海寻找到党组织，经过考察，在时间上也应跨越到1928年，这样才有“1928年入党”之说。同时在相关的档案中留下记录。

三种说法采信哪一种？这就需要我们对三种入党的时间之说做进一步的分析，从中考证出可信的答案。我们不妨回述当年的情景，一一比对分析：

一是关于“1924年入党”之说。蔡泽鏛于1923年2月随舅舅林振翰赴宁波补习英语，由于林在上海有一幢公寓，还因为蔡的大姐蔡泽芳随丈夫黄星南（在上海市政府工作）住上海，蔡泽鏛经常随舅舅来往于宁波、上海之间。由此推论蔡1924年在上海入党是有可能的。更为重要的是从陈应中的证明材料里得到确认。

仔细分析后存在着两点疑惑：①蔡威1922年农历十月结婚，1923年2月就离开故乡到宁波的原因是什么呢？《无名英雄蔡威》书中是这样写的：“在蔡家，有件事长期压抑在大人心中，那就是蔡威家的男人大多早逝。蔡威的祖父、叔叔等人都死得很早，他叔叔去世时才18岁。这些，对家族不能不说是巨大的创伤。蔡威母亲认为这是蔡家‘风水薄’和‘不吉利’的象征，她甚至认为蔡威如果在这块土地上生存下去，他将厄运临头。于是母亲决定把蔡威送离家乡。但到哪里去呢？经多方考虑之后，母亲决定将蔡威送往宁波自己的哥哥那里去读书。”林振翰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又是一位身居盐务要职的官员，受妹妹所托，可想而知林对蔡的要求应是细心和严格的，即便是往来上海、宁波之间，也应是严加管教的。在上海多住在舅舅家和大姐夫家，姐夫黄星南在上海市政府工作，姐姐和姐夫对蔡威的要求理应也是严格的，这样蔡威在上海自由往来的空间不大，与外界没有更多的接触机会。况且，入党也要有一段时间的了解和考察。在这种情况下能匆忙入党吗？②陈应中1986年11月19日的证明材料“蔡泽鏛由上海党组织介绍到福州特委时，说是1924年进党的”。这里“说是1924年进党的”，可以理解为当时陈应中同志并未看到有关文字材料方面的证明或介绍信，而只是听说是1924年进党的。1986年写证明材料时陈应中已83岁高龄了，有无可能记忆失误呢？此前陈应中在1982年6月2日的证明材料中提及蔡泽鏛“由北京（某大学）介绍回福州”，系陈记忆明显失误，因为，蔡一生中从未到北京。

二是“1926年入党”之说。蔡1925年初在上海惠灵英语专科学校读书后直到1926年底的这段时间均在上海，认定1926年在上海入党，没有权威的史料支撑，同时有一个问题没有排除，那就是为什么不能是1925年入党呢？叶、陈两位作者缺乏有说服力的解释。

三是“1928年入党”之说。1988年9月版《红军人物志》说“1928年入党”的原始依据是什么？2008年总参谋部出版的《来自历史深处的报告》一书中说蔡威“1928年入党”是采信《红军人物志》的说法吗？根据徐深吉将军的回忆文章和北京军方回信说明，红四方面军名录档案资料里确有记载。

通过分析，我们认为“1924年入党”之说虽有疑惑之处，但仍有可能，在新的权威档案未发现之前，不能排除。“1926年入党”之说，不够严谨，应为“1925至1926间在上海入党”，而且蔡威在这个时间段入党的可能性最大。“1928年入党”之说，系事出有因，也就是党组织对曾被捕入狱的同志的甄别考察是严格的，因此“1928年重新入党”未必没有可能。

至此，我们还可推测，蔡威大概率是党在高校的组织发展其入党的，可能性最大的是从事学生运动的地下党员介绍其入党的。

02

蔡威在上海从事哪些革命活动？这是我们研究蔡威的一个难点。从1925年初到1926年冬的近两年时间，蔡威均在上海惠灵英语专科学校读书。这是蔡威革命的起步阶段，从一名进步青年学生成长为一名党的地下革命工作者。我们大体推测这一时期的蔡威是在高校中从事地下革命活动。

1926年冬受党组织委派回福建宁德家乡与郑长璋、林国章等人以筹建国民党县党部为掩护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活动。1927年“4.3”反革命事变，蔡威和林国章在前往福州汇报工作时被扣押入狱。在被扣押时有一个细节，蔡威巧妙地将手提箱转移走，因此国民党当局没有掌握蔡是共产党员身份的证据，在狱中扣押了三个月，经家人保释出狱。从这一细节看，蔡是机警和老练的，这应得益于上海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的锻炼。

1927年8月，蔡威被保释出狱后不久，即赴上海，直到1931年7、8月间进入上海党中央举办的无线电培训班。整整四年的时间，蔡威均在上海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然而这段史实的资料几乎空白：回上海后怎样和党组织接上关系，何时化名蔡威，“C 小姐”代号的由来？

从蔡威被保释出狱后赶赴上海这一行动看，回宁德可能不安全，当地反革命势力已占上风，尽管家中有母亲、妻子和众多亲友，也顾不上了。更大的可能是宁德革命受挫后，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寻找党组织心切，担心时间长了接不上关系。我们推测蔡威在派遣回家乡工作时在上海留有秘密的联络地点和接头暗号。

那么到上海后是怎样和党组织接上关系呢？

林国章在回忆材料中写到：“1927年4月底，郑长璋同志被杀害，我与蔡泽鏛脱险后，同往上海。蔡泽鏛同志到上海后，在法南地区找到地下党组织，进行革命活动，经常和我联系。”

林国章的回忆材料中明确地说，蔡威在上海的法南地区找到地下党组织。蔡威孙子蔡述波在《寻找祖父纪事》中写到：蔡威1928年春在上海一家饭店遇宁德老乡，并得知妻子生一儿子，此后不久，蔡威通过地下党三都秘密联络站寄来一封家书，表示有机会回来看妻子和儿子，并为儿子取名“植生”。1928年春能够通过地下秘密联络站寄信，说明此时蔡威已恢复组织关系。

我们分析：蔡威1927年8月赴上海，半年左右就在法南地区通过事先约好的联络暗号找到党组织，按照常规，要汇报回宁德开展革命活动和被扣押入狱的情况，特别是身份未暴露和保释出狱的细节，并接受党组织的甄别考察，到1928年春已恢复组织关系。从找到党组织到接受考察到恢复组织关系要有一个过程，需要一个时间段。在这同时，为工作方便和家人的安全隐姓埋名，由蔡泽鏛化名蔡威。

蔡威在上海从事哪些革命活动？我们掌握的资料十分单薄，仅有外围的如林国章（上海吴淞大学）、周泽万（上海暨南大学）、潘玉珂（女，上海美专）的回忆资料，他们与蔡威是老乡，有的是党员，但无党内组织上的联系，因而只知道蔡威的一些表层的革命活动情况：把舅舅在上海的房子作为地下工作的场所，印传单、材料、写标语，装扮成人力车夫，到闹市散发传单。将舅舅家中一些家产变卖，为党组织筹集活动经费等。至于蔡威在法南区的哪一个支部，支部负责人是谁，有哪些党员，没有任何线索，无从查起。周泽万在1973年10月证明材料中说，“1931年底，闸北区书记老王（组织内有叫他左明的）告诉我，蔡泽鏛（又名蔡威）担任技术工作（指无线电收发报），（后来）在浦东被捕牺牲。当时我是在闸北区委负责宣传。”这是一条有价值的线索，能否从上海市闸北区党史资料中查到有关蔡威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的蛛丝马迹呢？

“C 小姐”代号是潘玉珂女士回忆材料中提及的，“当时蔡与周联系较多，有时，他们叫我送信给周泽万，周泽万也叫我送信给蔡威。这样，我曾多次替他们传递消息，记得蔡的代号是‘ C 小姐’”。

“C 小姐”代号是蔡威在上海的闽东籍老乡周泽万传递信件时使用的，但在周泽万的回忆材料中未有提及，照理代号会让人留下深刻的记忆，有时姓名可能忘，而代号却始终牢记。周泽万在上海是共产党员身份，“C小姐”是否蔡威在上海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的一个化名代号？“C 小姐”的代号为何只有潘玉珂记得呢？我们分析可能是蔡威在上海惠灵英语专科学校上学时同学间的绰号，后延用下来作为从事地下工作的一个联络暗号。潘玉珂回忆：“我们叫蔡威景芳，有时还和他开玩笑说，你人长得像女孩子，名字也像女孩子。”C 是蔡的第一个英文字母，如果从名字和人的特征就自然组合成“C 小姐”。蔡与潘的交谈可能会更多，特别是学生时代的事。我们推测蔡威完全有可能将“C 小姐”绰号告诉潘玉珂，这样在他与周泽万的信件往来中，用“C 小姐”的代号也就不足为奇了。（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