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1985年马文波将军带领总参某部部史办的丁德润在北京走访原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国家档案馆馆长曾三时，曾三说：“蔡威是我的老友。”这在《曾希圣传》一书中也可查找到，书中是这样描述的：“曾希圣还是把部门之间的融洽关系，交流经验，互相学习的公务放在首位。他知道，中革军委直属的红军通信学校政委曾三，与时任红四方面军无线电二台（侦察台）台长的蔡威，同是周恩来在上海培训的无线电通信干部，老相识，便约三局（即红星三科）局长王诤，在曾三陪同下主动拜会蔡威”。

这两份资料中提到了曾三和蔡威是“老友”“老相识”。我们从曾三和蔡威的大事年表作一番查找，能否找出他们两人在哪一个时间段认识。曾三同志的大事年表表明：1927年以前均在湖南从事地下革命活动，1928年化名曾攻玉赴武汉，1930年5月赴上海参加中央特科第一期无线电培训班，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同年11月任中共中央秘密电台报务员。1931年3月受党中央委派，赴江西瑞金建立红军第一个无线电台。

从曾三同志的大事年表中看出，在上海只有1930年5月至1931年3月短短的十个月时间，在中央特科第一期无线电培训班学习时，纪律是十分严格的，分散住处，互不打听，分批教学，即使是同一期培训班，也不一定能碰面。培训班之后曾任中共中央秘密电台报务员，可想而知这时期的纪律甚至超出培训班的纪律。这之后就是秘密派往江西苏区创建电台。《曾希圣传》中提到曾三和蔡威“同是周恩来在上海培训的无线电通信干部”。蔡威进入党中央无线电培训班的时间，据国家安全部的回函，是1931年7、8月间。虽然同是上海党中央周恩来领导的无线电培训班，但不属于同一期，蔡威进无线电培训班时，曾三已到达江西苏区了。这样分析起来就只有一种可能了，就是曾三1930年11月任中共中央电台报务员到1931年3月离开上海前往江西苏区的这一段时间才有可能与蔡威认识的机会，其时曾三的身份特殊，是中央秘密电台的报务员，由此我们推测蔡威当时有可能也在上海党中央的内设机构工作，而且是与中央秘密电台往来密切的工作，否则怎么与曾三认识并成为好友呢？

我们联系上1985年走访过曾三的丁德润同志，据老丁回忆，当时有留下一份走访记录，现存总参某部部史办或档案室。我们希望能查到这份珍贵资料，以解开曾三和蔡威“老友”“老相识”的缘由。进而探寻蔡威是否在上海党中央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从事何种工作。

我在写上述材料的时间是2008年11月份，其时丁德润已退休，我找到张东征，希望能看到这份走访资料。张东征是部史办主任，军方技侦历史研究专家，自然知道曾三材料的重要性，交代部史办的柳良中校翻箱倒柜将资料寻了个遍，遗憾的是没有找到。2008年之后，我每年都到北京几趟，每趟都提曾三资料，可是鬼使神差就是寻找不到。

记得2008年6月8日，我先与丁德润通了电话，然后和蔡威的孙子蔡述波拜访了丁德润。在通电话时，我明显感觉到丁德润的反应迟钝，见了面交谈了一会儿之后，丁德润才记得我和蔡述波，这与20多年前思路清晰的丁德润判若两人，真是岁月无情啊！我把话题转到曾三的走访资料上，与丁德润聊了起来。

曾三是在中办副主任兼中央档案馆馆长的位子上退休的，是个认真严谨的老革命，参加了上海党中央无线电培训班，曾是上海党中央第一电台的报务员，后被派往江西中央苏区从事无线电工作。他与蔡威在上海认识并结为好友，而后又在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会师时带着中革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与蔡威见面，彻夜交流密码破译的体会。因此，曾三是在上海知道蔡威情况为数不多的其中一人，这些情况涉及上海党中央特科无线电培训班，涉及党中央电台，甚至有可能解开“蔡威曾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的情况，这对我们写《蔡威传》而言，是多么弥足珍贵的资料啊！

但令人遗憾的是，丁德润的记忆能力大不如从前，只记得有走访过曾三这事，有走访记录资料存在部里，具体的内容细节回忆不起来了。我问的几个问题，得到的是“可能是”，或是“记不清了”的答案。由于这段历史的敏感性和事关重大，只能存疑待查了。

周泽万在1973年10月的证明材料中写道：蔡泽鏛曾在上海“短期无线电补习学校学习”,“曾参加党的活动”，“1930年秋寓我真如寓两个月，1931年春又在我处住20余日。同年11月间，他来访我未遇，留条说是‘将往他处，如可能，明日再来’。此后杳无音讯。后（1931年底）中共上海闸北区书记老王告诉我，蔡泽鏛（又名蔡威），担任技术工作（指无线电发报）”。

林国章在1959年的一份材料中说：在上海“蔡泽鏛同志在法南区找到地下党组织，进行革命活动，经常和我联系。他在法界无线电学校学习，是组织上分配去参加学习的。目的是他在无线电学校毕业后分配在电台负责党的通讯工作”。

蔡威与周泽万和林国章早在1926年底至1927年在闽东从事革命活动时就认识，1928年周泽万在暨南大学求学，林国章在吴淞大学读书。在上海，周泽万、林国章还有潘玉珂（女，上海美专）四人经常往来，直到1931年秋蔡威秘密失踪。周、林这两份材料都提到蔡威曾在“短期无线电补习学校学习”“在法界无线电学校学习”，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分析周、林两人所回忆无线电学校学习不可能是党中央的无线电培训班，因为党中央无线电培训班是秘密举办的，当时的地下革命纪律是不允许告诉他人的，蔡威有着多年的白区地下斗争经验，这起码的常识不会不知道。那么当时上海有公开的无线电学校吗？

其实，我党无线电事业是1928年党的六大前后，由周恩来提倡并亲自领导创立的。“中共六大闭幕后，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到上海。1928年10月，他以党中央军事部长的身份，在三马路惠中旅馆一楼的一个房间里同当时任法租界地方党支部书记的张沈川谈话，将组织调张沈川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的决定告诉了他。与此同时，周恩来指示在中央军委工作的李强（曾任军委三局副局长）等，为准备建立无线电台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并用学会的有关知识研制电台。1929年春末，李强仅用了半年时间，将第一批收发报机组装成功。接着被派往香港，建立了电台。1928年冬，张沈川遵照周恩来的指令，以张燕铭的化名考入了设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第六军用电台内专门学习军事通讯的‘上海无线电学校’。1929年5月，张沈川毕业，他按李强绘制的电路图样，制成了收发报机。张沈川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用隐蔽的个别教授的手工方式进行培训。受业者有：黄尚英、王子纲、伍云甫、曾三、曾华伦、光慈（女）、赵荫祥（女）、蒲秋潮（女）”。

当时，上海确有公开的无线电学校，地点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第六军驻地，林国章说蔡威由组织上分配参加法界无线电学校学习，这“法界无线电学校”是否就是国民党第六军驻地的“上海无线电学校”呢？我党的无线电事业发源地在上海。从1928年到1931年正是党中央无线电从无到有并迅速发展的几年，而且多数集中在法南区，如张沈川就是中央上海法南区委的街道支部书记，杰出的情报战士胡底，钱壮飞都在这个支部。

蔡威1927年9月赴上海，就在法南区找到党组织，其时法南区委书记是李富春，蔡威有无可能在区委工作呢？是否与张沈川认识？甚至和钱壮飞、胡底也认识？蔡威也学过无线电技术，这里面有巧合吗？和曾三的认识是否在这一时期呢？蔡威到鄂豫皖苏区就任无线电培训班机务教员，对无线电机务技术十分娴熟，这在上海党中央短期无线电培训班工作是无法学到的，如果此前没有学过无线电技术，那又作何种解释呢？

我们再来探讨蔡威与曾三是“老相识”“老友”的事，曾三大事年表写到曾三1928年赴武汉，1930年5月赴上海党中央特科第一期无线电培训班，从我党无线电发展事业的这份资料中清楚地写到1929年至1930年同张沈川“用隐蔽的个别教授的手工方式”培训曾三。说明曾三在1930年5月参加党中央特科第一期无线电培训之前就到上海，并受到张沈川的特别培训。蔡威1928年在法南区找到党组织，也上过无线电学校，这样就有可能在曾三进入党中央特科无线电第一期培训班之前就认识。

宋侃夫《怀念我的亲密战友蔡威同志》文中写道：“我是1931年上半年在上海党中央特科无线电训练班认识蔡威同志的。训练班里，大家都在学无线电报务技术，我比他们学得早一点，所以组织上就叫我去教他们。所谓的教，就是我按无线电报务机的键，打出字码信号，让他们听收。收得好的，每分钟可以收120到140个英文字母。蔡威学习很努力，进步很快。我去教过十几次，也就是与蔡威同志见了十几次面。在上海学习期间，训练班的学员是分散住的，蔡威同志跟杨兰时（注：杨南石）同志住在一起。因为没有工作关系，平常是互不往来的，也是不准来往的，所以我和蔡威同志在工作上除了见十多次面之外，别的接触就很少，各自的经历、学历、家庭情况都没有谈。他也没有问我，我也没有问他。总之，在上海期间，就是互相认识了，但各自的情况却是互不了解的”。

王子纲《与蔡威相处的日子里》文中写道：“1931年9月，在上海党中央特科无线电培训班，我第一次见到蔡威同志。当时，无线电培训班的地点设在东西华德路。那时组织上调我到上海，协助特科无线电培训班的工作，任务是当个‘小先生’。9月初，我与蔡威等同志接上了头，认识了他们。那时的环境不允许过多来往，因此，我对蔡威的情况了解得不多，只是彼此认识而已。”

据宋、王回忆蔡威进入党中央无线电培训班的时间应是上半年至9月份，而据国家安全部复函，则是“下半年的7、8月间由党中央书记处举办了一期机要干部训练班（自同年4月顾顺章叛变后，原属‘中央特科’的无线电通讯科即移交党中央书记处直接管理，因而这期训练班的举办单位不是‘中央特科’）。当时王子纲等同志任教员，学员多为上海各大学的党员学生，如宋侃夫、蔡威、王逸群、杨兰时、朱邦荣（后被捕叛变）等”。

我们不妨了解一下上海党中央在上海举办无线电培训班的情况：1930年5月由上海党中央特科举办第一期无线电培训班，学员有曾三、伍云甫等，从国家安全部回函中得知蔡威这期培训班是1931年7、8月间，而且举办单位不是“中央特科”。这期间相隔了一年多时间，“中央特科”是否举办过第二期无线电培训班呢？我们看过2007年中央电视7套有解密“中央特科”无线电培训班节目，“中央特科”举办的第二期无线电培训班说是1931年上半年，期间因顾顺章叛变而部分培训班学员被抓捕（当时是分散住处，分批教学）。从宋侃夫的回忆的“上半年”时间正好与“中央特科”第二期办培训班的时间吻合。我们分析：蔡威有可能是党中央特科举办的第二期无线电培训班学员，因顾顺章叛变部分学员被捕，而蔡威、宋侃夫等学员保存下来了，7、8月间继续到党中央书记处举办的机要干部训练班学习。如果不做这种推测，那么作为参加党中央特科无线电培训班的亲历者宋侃夫回忆的“上半年”又作何种解释呢？

《宋侃夫传略》里对上海无线电培训班这段历史是这样描述的：“1931年初，党中央把宋侃夫从上海法南区委调到特科无线电科学习报务和机务。当时特科负责人是顾顺章，实际领导他们的是陈寿昌。湘鄂西苏区来的两个同志同宋侃夫在一起学习。由于他们对上海情况生疏，又缺乏地下党工作经验，于是党组织要求宋侃夫对他们的工作、生活予以关照，他们三人住在一起。宋侃夫等先学报务，后学机务。报务教员是王子纲，技术特别熟练。在王子纲的细心培训下，宋侃夫这样一个只有20多岁的工科大学生便很快掌握了发报、收报技术，每分钟可以收发120-130个字。在学习时一旦发现有人敲门，他们便把器材一收，佯装聊天或看书。报务学习结束后，宋侃夫等又学习机务，主要有无线电工程原理和无线电装配，由翁英教授。

“1931年4月，宋侃夫等搬到沪西居住不久，陈寿昌匆匆忙忙跑来告知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的消息，并交给宋侃夫一叠票子，要他们小心。宋侃夫等只得到附近小饭馆去包伙，有人送饭上门，免得出门。陈寿昌走了，湘鄂西的两个同志也走了，宋侃夫改由乐少华领导。组织上调来了徐以新，宋侃夫和他互相照顾，无线电学习坚持下来。

“1931年9月，乐少华正式通知宋侃夫和徐以新，要他们准备去鄂豫皖苏区。他们还得知，王子纲和蔡威二人已经动身……”

《宋侃夫传略》表明，宋侃夫于1931年初进入上海党中央特科举办的无线电培训班，培训班先由陈寿昌负责后改由乐少华负责，其间经历了顾顺章叛变的过程，并及时转移，而后坚持无线电学习，直至派往鄂豫皖苏区创建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