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威被派往鄂豫皖苏区的时间和线路？
关于蔡威和王子纲到达鄂豫皖苏区的时间，在红四方面军老同志的回忆中说法不一。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原乌鲁木齐军区司令员肖全夫将军回忆说：“1931年10月，党中央从上海委派了几位同志，经南京、蚌埠绕道皖西北‘特委’，来到鄂豫皖苏区的新集，建立无线电通信。我听说新来的同志中，有一位白面书生，穿着西装裤，留的大背头，讲一口福建‘官话’，谁也听不懂，因此都叫他‘洋学生’。当时，根据地还没有电台，他们几位同志就留在司令部当参谋，领导介绍这位‘洋学生’叫蔡威，大家就称他蔡参谋。”
总参某部原政委陈福初将军写道：“蔡威同志，1931年10月间到鄂豫皖根据地的时候，我就见到他了。但当时并不熟悉。蔡威同志是与王子纲同志一起由上海党中央派到鄂豫皖根据地来的。同来的还有另外一路宋侃夫、徐以新两位同志，他们也是上海党中央派来的。当时，蔡威同志被分配在军委会，大家都叫他蔡参谋。”
北京军区原装甲兵副司令员游正刚将军提到：“蔡威等同志到鄂豫皖苏区后，首先着手培训无线电通信专业人才，为建立电台做好准备。1931年10月，在苏区彭杨军事政治学校开办的第一个无线电通信班开学了。我当时从鄂豫皖苏区列宁小学小班选调苏区彭杨军事政治学校第一期特种兵部队，与我同时选调的特种兵队的有七八个同学，我分配到无线电专业班学习报务。无线电通信班共有20多个男女学员，来自安徽六安和湖北黄安、麻城等。蔡威和宋侃夫、王子纲等同志都是我们的老师。”
肖全夫、陈福初、游正刚三位老同志的回忆中一致提到蔡威和王子纲到达鄂豫皖苏区中心一一新集的时间1931年10月。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原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宋侃夫回忆道：“1931年11月，我同徐以新同志一起从上海出发，到鄂豫皖苏区去。临走前，组织上与我们谈过，还有两位同志从另一路到鄂豫皖苏区去，具体什么人，没有告知。到达鄂豫皖苏区的中心一一新集镇的当晚，我们才见到另两位同志，原来就是蔡威和王子纲同志。正好，我和蔡威同志住在一个院子，同一个宿舍。到新集的第二天，我们两人谈得就比较多了，才得知他和王子纲比我和徐以新早到一个月，他把苏区的一些观感详细地告诉了我。他的情绪很激动、很热烈，谈话中流露出他对苏区一草一木，以及对苏区的那种紧张而又愉快的生活的热爱之情。这在当时，我也有同感。从白色恐怖的国民党统治区来到阳光明媚的苏区，整个环境完全变样了。他还谈到了无线电通信工作，准备办一个学校、筹建电台等等，但由于当时器材不足、人手很少，办校、建台的条件尚未成熟。”
宋侃夫回忆他与徐以新11月从上海出发到新集后见到从另一路到达新集的蔡威和王子纲，交谈后才知道蔡、王比他们早1个月到达。
宋侃夫的回忆在时间上比较笼统，“1931年11月从上海出发”，是11月初出发呢？还是中旬或下旬？若是11月初出发，从上海到新集顺利的话也就是半个月，那么到达新集的时间应是11月中旬。据宋说，蔡、王比他和徐早1个月到达，那蔡威和王子纲应是10月中旬，与肖、陈、游三位老同志的“10月”之说便是一致的。如果是11月底出发呢？按半个月行程推算，宋侃夫和徐以新应是12月中旬到达新集。而蔡威、王子纲比他和徐以新早一个月到达，那蔡威和王子纲就是“11月中旬”到达。
这样，关于蔡威、王子纲到达鄂豫皖苏区中心新集的时间，就有“1931年10月中旬”和“1931年11月中旬”两种说法，哪一种说法准确呢？
我们再来看看中顾委委员、原国家邮电部部长王子纲是怎么回忆的。他说：“当年10月下旬的一天，组织上找我和蔡威谈话，决定派我俩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去创建无线电通讯工作。谈话的时间不超过10分钟，并当即给了我们每人50块大洋的经费，这50块大洋包括来回路费，并交代，倘若进不了苏区就返回上海，组织上给我们准备的时间只有两个小时。下午4点跟我们谈话，接受任务后要立即化装成商人。因在上海我们是学生装束，于是我们赶忙从东西华德路赶到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闹区，购买衣服等物品。化装后，当晚由我到上海的一家旅馆与鄂豫皖根据地派来的交通员接上了关系。第二天早晨，我和蔡威就启程了，走得很仓促。出发时，我和蔡威与交通员是分开走的，彼此相互知道就是了。我们得先从上海乘火车到南京。在上海火车站，国民党警察的盘查很严，敌人对蔡威好像有点注意似的，我没有受检查就顺利进站了。但蔡威却被单独留下，从头搜到脚，没有发现什么；又一件一件地搜查行李，连夹袄的夹层都仔细摸过。此时，蔡威同志十分镇静，若无其事地站在一旁悠闲地等着。敌人搜不出什么东西，也没发现什么可疑的迹象，只好放行了。我在场真为他捏了一把冷汗。途中，因蔡威同志的福建口音特别浓重，说话十分引人注目，因而，我们很少谈话。于是经南京、蚌埠，我们顺利到达正阳关镇。”
“从正阳关镇进入苏区，霍邱县城是必经之地，再往前走，沿路关卡密布，哨岗林立，国民党军警的盘查就更难对付了。为了更好地迷惑敌人，我们就在正阳关休整了几天，模仿当时商人的样子。通过霍邱县县长的卫队长，带着我和蔡威同志到了城门处，对哨兵说了声：‘这是我带来做生意的人。’就这样，我们顺利了进了城。”
“那么我们是怎样出霍邱城的呢？离霍邱城二十里地的榆林店子，就是国民党的防务线。通过霍邱县守城的一个国民党正规军的团副关系，由团副派了一位参谋送我们，参谋将我们带出仅够容纳一辆独轮板车通过的防务线出口。防务线外是丘陵地带。只走了几百米，参谋就坐在一处稍高的坡地上，看我们俩继续往前走，直到看不见我们了，他才返回。出防务线路口时他就告诉我们，只能送一程，而且他还不能从原路返回，要绕道，以免哨兵问起刚才送的两个是什么人，怎么没有一起回来。”
“出榆林店子后，我们还要经过一个民团管辖的防区，幸好，这段路还算顺利，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事。出国民党防务线二十多里地，就到了赤白交界的地方。我们很快与赤卫队接上联系。从霍邱城出来后，我们身上的东西没剩多少了，每人口袋里只有一块大洋。因为带的50块大洋，在路上为了能顺利通过关卡，都花在请客上。赤卫队问我们是哪来的，这时我们就公开身份了，说是上海党组织派来的。起初，赤卫队不相信，将我们‘押送’到乡苏维埃政府，在那里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又把我们从乡政府‘押送’到皖西北特委的所在地一一麻埔。这时，我们就把上海党中央的介绍信交给了特委领导。
“我们是10月下旬从上海出发的，到麻埔的时间正是11月7日，这一天，恰好是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
“从麻埔，我们经过金家寨、淌家汇、余家集，才到达目的地一一鄂豫皖苏区的政治、军事中心一一新集，一路上比较顺利，从淌家汇到余家集要通过一段白区，为了安全起见，淌家汇苏区根据地特地派了一个连的武装力量专程护送余笃三和我们一批同志通过敌封锁线。一路上，乡、县苏维埃政府基本上没有派人送我们，但都给我们开好了‘路条’，我们就凭着路条通行。当时，苏区的儿童、妇女都严密地组织起来，站岗放哨。有路条就可以自由通行，没有路条寸步难行。就这样，我和蔡威同志全凭两条腿走了七八天的时间，于11月中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一一新集。当时，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中央军委鄂豫皖分委会就设在这里。
“当我们到新集后，发现宋侃夫、徐以新两位同志比我们先到一步。问了一下，才知道他们也是由上海党组织派到鄂豫皖苏区创建电台的。他们从上海出发的时间比我和蔡威迟，但路上走得比较顺利。他们的路线是从上海到南京、徐州，再到郑州、信阳，然后绕道进入苏区的，路上没有耽误多少时间，我和蔡威这一路走得艰难些，时间长些。我们四人到达鄂豫皖苏区时，根据地还没有无线电台，于是，宋侃夫和蔡威两人就暂时分配在中央军委鄂豫皖分委会当参谋，我就分配到军分区电信处当了一段时间的秘书长。”
王子纲的回忆明确说是“11月中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一一新集。”
我们作以下分析：(1）从出发时间上来看，王子纲说是他和蔡威是10月下旬从上海出发的，宋、徐两人从上海出发的时间比他和蔡迟。宋侃夫回忆是11月，从出发的时间上来分析并没有矛盾的，也是符合逻辑推理的，王子纲和蔡威10月下旬出发，宋侃夫和徐以新11月初出发，在时间上错开。在出发时间上错开的这种方法也吻合当年上海白区地下革命工作的实际情况。(2）从行程上来看，王子纲和蔡威是从上海到南京、蚌埠再到正阳关镇，过霍邱县城，通过榆林店子到达皖西北特委所在地一一麻埔。而后从麻埔经过金家寨、淌家汇、余家集到达新集。宋侃夫和徐以新是从上海到南京、徐州，再到郑州、信阳，然后绕道进入苏区。据王子纲回忆宋、徐两人进入苏区“路上没有耽误多少时间”，而“他和蔡威这一路走得艰难些，时间紧些”。如果王子纲回忆准确的话，宋侃夫、徐以新一路虽然出发时间迟（11月初），但在路上顺利，行程相对短些。而蔡威、王子纲虽然是10月下旬出发，但“一路走得艰难些，时间紧些”，路上所花的时间相对长些。这样推算起来，蔡威、王子纲和宋侃夫、徐以新应是在同一个时间到达，前后差不了几天。
以上资料是1986年5月6日，我和陈其春到北京走访王子纲时所描述的，王子纲在回忆与蔡威离开上海一起进入鄂豫皖苏区时，思路清晰，印象深刻，掰着指头将所经过的地名一一说出，如数家珍。当时王子纲的表情完全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之中。
我们认为，王子纲的回忆更加详细具体，特别是明确说到11月7日到达皖西北特委的所在地麻埔。“这一天，恰好是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以此为参照时间，印象应是非常深刻的，而1931年11月7日这一特殊日子，也是红四方面军成立的这一天。
1986年4月21日——5月2日，总参某部在北京召开了红四方面军技侦工作老同志座谈会，宋侃夫、王子纲、肖全夫、陈福初、游正刚等老同志均到会，对蔡威、王子纲和宋侃夫、徐以新到达鄂豫皖苏区的时间和线路进行了回忆和核实，统一了认识，并形成了纪要，这应是最权威的说法。
纪要的开头写道：“为了纪念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五周年，纪念红四方面军技侦工作先驱、总司令部二局局长蔡威同志逝世五十周年，征集、核实红四方面军技侦工作的历史资料，我部于1986年4月21日至5月2日在北京召开了红四方面军技侦工作老同志座谈会。”
纪要中写道：“关于宋侃夫、王子纲、蔡威、徐以新同志进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时间问题。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筹备建立红四方面军的无线电通信工作，一九三一年十月初，上海党中央决定派宋侃夫、王子纲、蔡威、徐以新同志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他们在去苏区之前，在中央特科学习了无线电通信技术，并熟记了与党中央、江西中央苏区，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通信联络的文件与密码，四人分两路从沪出发。宋侃夫、徐以新为一路，从上海乘火车，经南京、徐州、开封、信阳、罗山等地，进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王子纲、蔡威为另一路，他们是走南京，经蚌埠，从皖西六安进入根据地的。四人抵达根据地的时间是一九三一年的十一月中旬，即十月革命节后的几天。宋、王、蔡、徐抵达鄂豫皖根据地的时间，与同一时间派往鄂豫皖根据地工作的成仿吾同志抵达的时间是一致的。成在其回忆录中说，他是在十一月七日进入与鄂豫皖根据地相连的游击区的。据参加座谈会的老同志们推算，从游击区到根据地的中心区新集，大概需要个把礼拜的时间。因此，宋、王、蔡、徐四同志十一月中旬抵达鄂豫皖根据地的新集，这个时间是可靠的。宋侃夫、王子纲、蔡威、徐以新同志到达新集后，鄂豫皖中央分局的蔡秘书长接见他们，并介绍了根据地的形势和电台器材的筹备情况。此后，宋侃夫、蔡威同志分配到鄂豫皖军事委员会参谋部任参谋，王子纲同志到电讯处任秘书长。”
据国家安全部《关于有关部门查询烈士蔡威同志情况的复函》中写道：“同年10月（注：1931年），徐以新、王子纲、蔡威、宋侃夫被派往鄂豫皖四方面军筹建电台。王、蔡二人经南京、蚌埠、麻埠等地（徐、宋走另一条线），到达红四方面军的驻地新集与徐、宋会合。据王子纲同志回忆：当时未携带电台，红四方面军仅有缴获国民党军的一部破旧不堪的收报机，就用它来抄收国民党电台的新闻。”
至此，我们认为蔡威、王子纲到达鄂豫皖苏区中心新集的时间可确认为1931年11月中旬。线路上是从上海乘火车，经南京、蚌埠，经皖西六安进入鄂豫皖苏区。
从上述几份资料中我们得知：上海党中央对鄂豫皖苏区创建通讯工作是极其重视的，在培训班因顾顺章事件影响受挫后，继续举办无线电培训班，培养专业技术人才。在派往鄂豫皖苏区的线路和人员考虑上是周密和严谨的，分两路走旨在双重保险。对培训的技术人才十分珍惜，每人发50块大洋的往返路费，若进不了苏区就返回上海。
从王子纲回忆中我们不难看出：经过多年白区考验的蔡威已经是一名非常成熟的党的地下工作者，遇事不慌，在危险面前，泰然自若，在艰苦环境中能吃苦耐劳。如果说家乡福建宁德是摇篮，为英雄蔡威成长打下良好的基础，那么上海则是熔炉，经过千锤百炼，走出上海的蔡威已经是一位有着坚定信仰和顽强革命意志的共产主义战士。
上海的磨练，对蔡威在红军时代的无线电技侦工作取得特殊成就，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
本文还留下上海的最后一个探寻线索：上海党中央培训的无线电干部至少三期，人数少则几十人，而选派到江西苏区和鄂豫皖苏区的只寥寥几个人，而且多数是我党早期的无线电干部，如曾三、伍云甫、王子纲等。蔡威是如何被党中央选上的呢？莫非蔡威也是我党早期的无线电干部？我们期待着上海有深度资料的发现，我们期待着上海有着惊人的发现！
手 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