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曾经是一个有特性的组织机构，也是一级很基层的行政区划。清初学者顾炎武在他《日知录》中的《萧山县志》写到：“改乡为都，改里为图，自元始。”而清乾隆进士及第、史学家赵翼在注《日知录》时说，“……则乡(指农村)都图之制起于南宋也”，并说“都图”制起始时间“顾氏盖亦失考”。在此，我们暂且不论顾炎武关于都图设立时间的对错，而把目光瞄向迄今仍然延续使用“都”的区域。
我所工作生活的蕉城区，应该是“都”最多的县份。蕉城区原名宁德，建县于后唐长兴四年(公元933年)。对区域居民管理的划分，各朝有各朝的规制。比如宋代为3乡统10里;元时3乡依旧，却将10里并为7里;明朝依然定3乡7里，但在7里之下加设25个“都”;民国时期废“都”为乡，这才结束了“都”作为行政区划的使命。
于是，蕉城25个“都”纷纷改名换姓，有的恢复旧名，有的改称它名，但也有的保留“都”名。千万别小看了建制在“乡、里”之下的“都”，这“都”字能上能下，它的另一层意思却是至高无上，比如首都、都城、都邑等。上承天意、下接地气，正是“都”字的最大特点。蕉城迄今仍有一些以“都”为名的地名，依数字顺序有二都、三都、六都、七都、八都、九都。九乃个位数字中最大的一个，在中国被认为是至阳的极数。由此看出，九都是一个极其吉祥的地名。而九都所辖的村庄，村名也有上有下，承天的有扶摇、云气、贵村、华镜等，接地的有乌坑、赖岭、石墩、坑尾等。
壬寅阳春，我们继辛丑金秋之后再次应邀赴九都采风。有所不同的是，上次是沿着霍童溪两岸行走，而这次却是深入九贝公路的大山之间。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我们远望巍巍青山，遥想历史;我们近观簇簇杜鹃，感慨万千。
采风团分为三个分队，我们一分队去的第一个村庄，叫石墩。
这个村名有一种质朴、憨厚的感觉。植树节这天上午，我们这个人数最多的小分队分乘三辆小车沿崎岖山路前往石墩村。一路上的寂静景象，大可借用王维的“空山不见人”和王籍的“鸟鸣山更幽”来形容。
车在七拐八弯的山道行驶半个多小时后，我们抵达了石墩村。村庄不大，目所能及的民居并不多，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将全村走遍。村干部告诉我们，石墩行政村下辖九个自然村，分为五个村民小组，我们来到的主村是第一组。全村户籍人数一百余户五百多人。由于山高水远，造成这个以农业为主的村庄迄今仍处于相对滞后的状况。但也正是这样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它在烽火年代成为了革命老区基点村。因此，石墩给人最强烈的色彩便是红色。
简单的寒暄之后，村干部把我们带到山坡上一座门牌为石墩村6号、土木结构的老厝前，这是一座烙着红色印记的老厝。修缮后的老厝正门和侧门挂着几块让人怀旧的牌匾，其中正门一块上书“百姓谋生供销合作总社遗址”，这就是我们来石墩村必看的地方。入内，面积不大的正厅依然保留着当年模样，立柱是木、横梁是木，隔板是木，家具是木。陈旧的木柜台经过岁月的洗礼，板与板之间的缝隙越来越大，就像人的眼睛渐渐睁开，洞察着历史的风起云涌。靠墙的橱子上摆放着陶罐、竹器、木盒等，尘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侵扰，使老物件失去了光泽，但它们从容面对，泰然自若。而墙上那张关于百姓谋生供销合作社的文字介绍，引得人们驻足注目。
这几百字的简介，唤起我们对红色年代的探寻和求知。
1947年下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阶段，中共中央高瞻远瞩，抽调一批优秀的军政干部深入敌后的游击区，发动群众，壮大武装，恢复生产，改善民生，为全国解放做好准备。闽东苏区创始人之一、时任华东野战军一纵一师政委的阮英平奉党中央之命回到福建，担任闽浙赣区党委常委兼军事部长、闽东地委书记。他在这一年的七月到达闽东，以宁德霍童桃花溪为立足点，进一步发展壮大地方党组织和人民武装力量，组织和领导闽东的革命斗争，在很短的时间内让红旗不倒的闽东旗更红、火更旺。闽东老区由于遭受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数度清剿，百姓民不聊生，当地的生产和生活陷入极其艰难的境地。为尽快恢复生产、保障生活，阮英平借鉴老解放区的成功经验，发动群众创办供销合作社，目的在于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并将合作社命名为“百姓谋生合作社”，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合作社章程。总社设在石墩村。为解决办社经费的困难，阮英平从党的活动经费中提取200万元，又吸收111户社员股金200万元，发动地方干部和游击队员自愿捐资200万元，合计600万。这数目放在今天也是相当可观的，但稍加分析就知道，这钱其实并不多。民国政府在1948年推行金圆券之前通用法币，民国后期，通货膨胀、物价飞涨，10000元也就值民国初期的一两元了。少归少，但总比没有的好，有了开办经费，就能保障物资的进出，就能保障供销社的良性运转。除销售生产与生活物资外，还力所能及地帮助贫困户解决生产生活的困难。“百姓谋生供销合作社”按照“自力更生、群策群力、由小到大”的办社方针，在石墩、黄土岭、曲坑、下宅设立四个分社，由于采取了一套切实可行的办法，见效明显，桃花溪周围29个自然村的群众都得到了合作社的资助，从而推动了当地生产的发展和百姓生活的改善。
1947年11月，国民党省保警第五总队大举进攻桃花溪，“百姓谋生合作社”仅存在四个月就被迫解散。虽然合作社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却是闽东革命根据地的一个非凡创举。
在村委会的办公室，我们看到了一位叫戴振基的革命资料，有奖章、有证书。戴老1922年出生于石墩村，1937年3月参加革命，十五岁的他担任中共闽东特委书记、闽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兼红军闽东独立师政委叶飞的通讯员。1938年春，红军闽东独立师改编为新四军三支队六团，他随部队北上抗日，屡建战功。2012年，戴老以九十岁的高龄在石墩村去世。而村里同期参加革命的，还有胡步省、胡成浦、石志玉、张林福、周章志等一批热血青年，他们为革命胜利、人民解放献出了年轻的鲜血和生命。
而石墩村原党支部书记周盛康讲述他父亲周礼金的脱险故事，令人拍案叫绝。
“百姓谋生合作社”成立之际，选出了22位有政治觉悟、有经济头脑的农民负责办社工作，社长周礼金，副社长张恒金，委员周代弟、周宗金、戴孟如、周胜利等。得知宁德桃花溪一带闹红潮的消息，国民党反动当局惊恐万端，派遣军队前来围剿。敌人趁夜突然包围了石墩村，将静谧的村庄搅得鸡飞狗跳。敌人手握一份革命者的名单，其中就有合作社社长周礼金。只是他们谁也不认识名单上的人，便使出一个坏主意，让全村男人、女人和孩子分别站队，采取子认父、妻认夫、母认子的方式，认人时必须叫出男子的姓名。眼看着男人一个个被家人领走，周礼金的妻子心焦如焚，因为她知道，一旦喊出丈夫姓名，一定会出大事。有人提醒她，喊个假名。情急之下，她在认得的几个字中选中了“大”字，在这个字上方加上一点，就成了“犬”字。她朝丈夫喊道：“大啄(啄为闽东方言‘点’的谐音字)，跟我回家。”周礼金由此躲过一劫。这场面在反映革命战争时期的影视中并不少见，总以为出自编剧的想象，这回亲耳听到，深信不疑，并为闽东妇女的智慧和勇敢所折服。
这样精彩的红色故事，不仅在石墩有不少，而且在九都的各个村庄也有不少。大山里火红的杜鹃，是燃烧的红色烽火，一簇又一簇，一茬又一茬。石墩这个有着光荣历史并为革命作出贡献的红色村庄，藏山隐水，不张扬，不居功，始终保持默默奉献、忍辱负重的精神，契合了革命英烈为人做事的原则，让人肃然起敬。如今，作为革命老区的石墩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努力地改变昔日模样，当年合作社的“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理念，仍在弘扬光大。他们在包村的市人大、市文联、市税务局、市中医院等的帮扶下，百姓脱贫，乡村振兴。
在春天里，我们看到了村民乐观的生活态度，村庄以农为本，水田种植水稻，山地盛产毛竹……我们在一户人家门前的小凉坪上看到切成一节节的竹筒，不知何用。这家的主妇告诉我们，这是用来腌制酸菜的容器，将酸菜装满塞实后密封，存放一两年不跑味不变质，将它作为烧鱼、蒸肉、煮笋、炒菇的配料，“津津”好吃。她这么一说，把我们肚里的馋虫都给勾出来了。在村委会不远处的林荫草地上，七八头黄牛或卧或立，悠闲的姿态。村干部告诉我，一头菜牛可养到四五百斤可卖10000多元，这种因地制宜的致富模式适合山村、适合农家。我深以为然。
接着，我们的行程还有另一个革命老区基点村——坑尾村。1937年8月，在亲母岭一带，红军闽东独立师迎头痛击国民党省保安二旅的一个连，全歼敌人一个整连一百三十余人。这是闽东红军坚持三年游击战的最后一战。战斗的胜利，打疼了国民党福建当局，被迫坐下来与共产党进行国共谈判，由此，红军闽东独立师迈着胜利的步伐，走上抗日前线。
山道弯弯、流水潺潺。在九都通往虎贝的公路上，红色印记随处可见。沿途有红军闽东独立师成立之地的支提山、有九壮士壮烈跳崖的百丈岩、有闽东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支撑地的桃花溪……我以为，这些大山深处的红色村庄，历经革命烽火的洗礼，无论历史，无论地理，无论人文，无论景观，都是值得人们探访的去处。温故而知新，让我们在回味中去感受崇高和伟大。 □ 缪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