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茫茫大上海寻踪蔡威当年的足迹，我们从已知的资料中去研究去分析，得出若干线索和推论外，更为重要的是要实地踏访，去上海相关部门和档案馆查询资料，以便印证核实。
2008年12月8日至17日，我和三位蔡威研究会名誉会长叶明祥、郑贻雄、蔡述波一行专程赴北京、上海等地，先后拜访了总参某部、国家安全部、军事科学院、中央档案馆、上海市国安局、上海市党史办等单位的历史研究专家，就有关蔡威当年在上海从事地下革命活动情况进行艰难的追踪。
一、查无此人
蔡威曾在上海大学和同济大学两所知名学校学习，之前上过美国人主办的惠灵英语专科学校。线索指向十分明晰，一是宁德蔡氏家族人提供;二是闽东籍同在上海求学的潘玉珂证明材料。潘玉珂是这样回忆的：“我是1928年年底才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的，那时蔡威已到上海了。我到上海一段时间后，他来找我。在上海见到他与在福州的宁德会馆时的情景差不多，他还是老样子，我还笑他说：‘你怎么老是穿这件长衫?’他经常穿的是咖啡色的哔叽长衫。蔡威对我讲，他是在上海同济大学读书，具体什么系我也不懂得，他对我讲是政治经济学这一类的。我念四年，是民国21年即1932年毕业。当时在上海还有两个同学，一个是福安县周泽万，一个是宁德城关的林国章，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周泽万在暨南大学读书，林国章在吴淞大学读书。我们四人联系比较密切，逢星期天，四人经常在一块。我住的那地方是大家经常来的地方。林国章从吴淞来，周泽万从暨南来，蔡威从同济来。蔡威距我那里最近。大家聚在一起谈天，探讨问题。聚会时，他们的言论对我是有影响的。有时，他们还拿了一些进步的书籍，甚至党组织的书给我看。当时蔡威与周泽万联系较多，有时，他们叫我送信给周泽万，周泽万也叫我送信给蔡威。这样，我曾多次替他们传递消息，记得蔡威的代号是‘C 小姐’。”
从左至右：陈国秋、张东征、叶明祥、郑贻雄、祝秀山、蔡述波
1985年6月，马文波将军带领军方丁德润大校等人从北京到上海，事先通过军方驻上海的二局机构查阅了上海大学和同济大学的学生学籍档案资料，结果令人失望，查阅结果是上海大学无蔡威、蔡泽鏛、蔡景芳此人，同济大学也一样，查无蔡威、蔡泽鏛、蔡景芳此人。军方在上海的二局机构是神通广大的，若有是轻而易举能查到的，但结果却是查无此人。
丁德润大校与我详细地交换了上海大学和同济大学的查询情况。他说，同济大学的学生学籍档案非常齐全，若有在此校就读，那是一定能查到的。我和丁德润说了我的看法，潘玉珂是1928年底在上海见到蔡威，听蔡威本人说是在同济大学就读，同时在上海的闽东老乡周泽万在暨南大学，林国章在吴淞大学，四位老乡周末经常聚会。这里有两个细节：一是1928年底，蔡威是1927年9月离开宁德到上海，也就是说到上海已有一年多时间了。大概率分析，已经在上海重新找到党组织了。二是潘玉珂只听蔡威说是同济大学就读，具体什么系不懂，或是蔡威有意不说。通常老乡在一起，对学什么专业是有交流的，似乎是蔡威有意模糊不清。因此，我的推测是蔡威是以在同济大学求学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或是在同济大学旁听，或是在同济大学从事学运工作，是否入同济大学学籍，那就另当别论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不用真名入学。
在上海大学查询蔡威的学籍相对困难一些，但也是—无所获。自然，上海惠灵英语专科学校由于变更的因素，更是无从查询。
丁德润感慨地说，大上海太神秘了，从军方在上海的二局机构去查都没有收获，你们地方上如果去了解恐怕更难。
果然，我们去查找无果。包括随后几年，我们多方多渠道寻踪，均无结果。
神秘的大上海，谜一般的蔡威，也许无影无踪才是最好的保护。
二、“福建1人”是否就是蔡威?
总参某部部史办政委祝秀山大校是一位沉稳而又热心的人，算起来，我们是第三次向他汇报工作了，平时还有电话上的沟通。祝秀山对蔡威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这段历史给予极大的关注。在我们进京汇报之前，他就收集了有关党中央“特科”在上海创办无线电台的资料和当事人李强、张沈川等的回忆文章。
我们到北京后，祝秀山帮助我们复印了大几万字的资料。这些资料异常珍贵，我们如获至宝，连夜阅读，试图从中寻找有关蔡威在上海从事地下革命活动和早期从事无线电工作的蛛丝马迹。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我党早期无线电创建人之一的张沈川回忆文章中找到一条极有价值的线索。张沈川在回忆文章《“地下”无线电波》中写道：“1930年9月，党中央特科举办了一期集中的无线电培训班，学员是上海、广东、江苏、湖南等省、市党委选派来的，计广东8人，江苏5人，湖南2人，福建1人，共16人。”我们在中共早期无线电作者涂作潮回忆文章中也看到有关学员的来源说明，“学员是党中央从广东、湖南、福建、天津、上海等地选调来的。”
我们和祝秀山探讨这“福建1人”时，认为大有文章可做。从时间和党组织隶属关系两个方面来分析，蔡威1927年9月从福建回上海，在法南区找到党组织后，就到有关无线电学校学习，并在同济等大学进修相关的知识和从事地下革命活动，完全有可能进入党中央选择无线电学员的视野。另蔡威带浓重福建口音的“官话”，让人记忆深刻，倘若“福建1人”指的是学员籍贯的话，那么极有可能是蔡威。
从左至右：陈国秋、曹中、叶明祥
其实，这期无线电培训班是上海党中央“特科”举办的唯一集中的培训班，由于多方原因遭敌破坏，史称“福利公司事件”。我党早期无线电创始人之一，也是事件的亲历者张沈川在《“地下”无线电波》回忆文章中是这样描述的：“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革命根据地的逐渐扩大，1930年初夏，组织上要我拟定培训20名无线电技术人员的计划。我考虑：英租界是商业区，来往人多，情况复杂，较易隐蔽，可开设两个电料行，向主管部门登记，领取营业执照，老板、店员、学徒都以合法身份，经销电灯泡等电器用品，代装代修电灯、自来水管和收音机等。学员分住两店，白天照常营业，深夜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如一店遭到敌人破坏，还有一店。可是，领导人顾顺章一再强调法租界巡捕房内有一可靠的内线，如果在法租界设立的机关发生问题，他定会事先知道，可以采取措施来应对。于是，由顾顺章决定在法租界巨籁达路(现巨鹿路)四成里12号租赁一幢石库门三层楼房屋，开办无线电集训班。对外装做私营企业，门口挂着‘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的招牌。领导人顾顺章，实际负责人是李强，兼管机务，我管报务，吴克坚管组织和经费。从苏联学习无线电回国的涂作潮、方仲如等6人都参加了集训班的教学和领导工作。方仲如教电网学，兼管学员的政治学习和组织生活等。沈侃夫教机务。由于隐蔽不周密，敌探先后两次进厂侦察，顾顺章思想麻痹，不但不考虑敌情，采取措施，反而要大家安心学习。为了安全，我主动将厂内的进步书刊和六届三中全会文件(反立三路线)21份转移到我的住处。1930年12月17日上午，李强、毛齐华、吴克坚、涂作潮、宋濂、伍云甫、曾三等不在工厂，我在二楼前楼教收发报，10多个学员在练习收报，中外侦探五六人，突然闯上楼来，看我是教员，两个持枪的侦探把枪口对准我，其他侦探在全厂搜查，将我们学习用的电键、干电池、耳机、蜂鸣器等拿作‘罪证’。我和方仲如等20人被捕，押到法租界巡捕房，都被审讯一次，当晚被‘引渡’到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案情是共产党无线电通讯机关。同年底，被押解南京小营子陆军监狱。1931年2月，转押中央军人监狱。在四个月内，被敌军事法庭几次严刑拷打，20人中无一承认是共产党员，未泄露党的任何机密。但终被敌军事法庭强行依照《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之求全责备，判处17人有期徒刑九年十个月，3人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均不发判决书，也不准上诉。这次事件中被捕的20名工学人员于1938年被组织营救出狱，其中4人病故。”
关于“福建1人”是否指蔡威，我们还会追踪求证!因为这20个被捕人员名单和籍贯应该是有案可查的。如果这20人名单中没有蔡威，或没有福建籍的学员，那么就可能证实我们的分析推论，当时蔡威属于未被捕的学员，而得以隐蔽。当然还要有相关的佐证材料。
我们在与祝秀山交流中，他提到前几年协助国家安全部调查钱壮飞在上海“特科”打入敌人内部的情况时，有涉及到蔡威的一些线索。应我们的要求，祝秀山帮助衔接了国家安全部有关研究人员刘毅大姐。期间，我们去函国家安全部请教咨询蔡威在上海进入无线电培训班的情况，得到国家安全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并回函提供相关依据材料。这次我们带着请教的愿望专程拜访了刘毅研究员。
刘毅大姐清秀端庄，是一位严谨的学者，对我们提出的问题十分认真，查对了国家安全部在这一段历史的档案资料，并逐一解答。其中关于蔡威是否属于“特科”的无线电培训班学员问题上，我们作了探讨。鉴于国家安全部手头掌握有关蔡威资料甚少，刘大姐表示今后若有新的资料发现一定提供给我们。刘毅大姐的谦和、严谨、负责的工作态度，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三、蔡威属于“特科”吗?
蔡威于1925年初至1926年底和1927年9月至1931年10月，两个时间段在上海从事地下革命活动，时间长达近六年，1923年至1924年在宁波时还往返于宁波上海之间。上海是蔡威短暂的革命生涯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部分的脉络未理清，有关蔡威的研究就无法深入，《蔡威传》就更无从入手。这个问题一直成为我们研究蔡威的一大难题。
2007年，我们就顺着有关蔡威在上海活动的少量线索，找到上海市闸北区党史办蒋明宝科长，与他沟通有关蔡威的情况，请他帮助查找蔡威或蔡泽鏛在上海闸北区从事地下革命活动的有关资料。蒋明宝帮助查找了中共闸北组织史等，未发现有蔡威或蔡泽鏛的记载。叶明祥同志曾专程到上海，在上海市档案馆里进行了仔细的查阅，也未找到相关线索。
这次我们从“特科”的角度入手，先是和国家安全部刘毅研究员探讨，而后通过刘毅大姐的帮助找到上海市国安局教育馆负责人曹中研究员。在上海，我们参观了上海东方绿舟的国家安全部教育馆，系统地了解1927年11月党中央“特科”成立以来党内安全保卫和无线电通讯发展工作，在通讯科部分只有一个小橱窗摆着电台收发报机和收电文稿等几样东西。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们驻足细细查看了每一件展品，神秘而又威名远扬的“特科”无线电培训的“家当”竟然如此之简单。这就是我党、我军的无线电通讯发展的源头。
右一刘毅，左一叶明祥 左二陈国秋
接着，我们又通过上海市安全局王科长的帮助，顺着“特科”的线索找到位于上海康平路141号的上海市党史办。上海市党史办一处负责人沈建中研究员接待了我们，沈建中衣着朴素，言语不多，是一个典型的学者。当我们说明来意后，他向我们赠送了《上海中共党组织建设史》《1921-1933年中共中央在上海》等专著。沈建中长期从事上海地方史研究，参与了这两本书的编写，情况十分熟悉。我们提出请他关注上海党中央“特科”这方面资料，并从中帮助查找有关蔡威的活动线索，沈建中表示一定支持。
《1921-1933年中共中央在上海》有关“特科”章节里表明“特科”是一个高度保密而又重要的机构，创建于1927年11月，是党的政治保卫机构，专门从事情报保卫工作。“特科”下设总务、情报、保卫、无线电通讯四科。其中无线电通讯科于1928年增设，负责电台、培训报务员，开展与各地的通讯联络工作，首任科长李强。由于“特科”在上海创办的的第一个集中的无线电培训班遭到破坏，同时也由于顾顺章事件的影响，1932年后，无线电培训和电台工作脱离“特科”转交中央书记处。《1921-1933年中共中央在上海》这本书出版于2006年7月，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写，是正版的中共党史权威书籍，关于“特科”的无线电通讯科时间段写得十分明确，即从1928年起至1932年止，这五年的时间，上海党中央无线电通讯培训均属于“特科”的范畴。蔡威1927年8月到上海，在上海法南区找到党组织，一直在上海，1931年参加党中央无线电培训班，直到1931年10月，被党中央派往鄂豫皖苏区创建电台。从这个时间段上来看，蔡威确信无疑属于上海党中央“特科”!
不仅如此，这期间还留下众多有价值的跟踪线索：
其一，1927年9月，蔡威在上海法南区找到党组织，并从事地下革命活动。其时正值我党在上海创建无线电通讯工作，李强受命创建无线电电台，随后张沈川学习无线电收发报，李强的电台机务和创建电台的地点多在法南区，张沈川就是法南区街道支部书记，而且李强、张沈川采取分散和上门的办法，秘密培训了我党第一批无线电通讯人员，如黄光英、王子纲、伍云甫、曾三等人，那么蔡威是否也受训于李强、张沈川呢?我们分析蔡威受训于李强或参与创建无线电台研制的可能性极大。特别是蔡威的无线电机务工作几乎可用“精通”来形容，是否得益于上海受训?
其二，相关资料表明，蔡威和曾三是“老友”“老相识”，而曾三受训于张沈川之后，留在上海党中央电台工作，于1931年3月被派往江西苏区，他能与蔡威相识并成为“老友”的时间段只能在1929年至1933年3月从事无线电培训和电台工作期间。原国家外交部副部长、总参三部副部长马文波将军在回忆文章中清楚地提到，蔡威本人告诉他说，曾在上海党中央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此时，蔡威是否和曾三也在党中央的电台工作呢?
其三，1930年9月，党中央“特科”举办了第一期集中的培训班，学员多由“上海、广东、江苏、湖南等省、市党委选派来的，计广东8人、江苏5人、湖南2人、福建1人共16人。”如前所述这“福建1人”极有可能是蔡威。巧的是，总参某部出版的《来自历史深处的报告》书中，有关蔡威简介里写道“1930年在党中央无线电训练班学习”。
其四，1931年上半年，与宋侃夫认识于无线电培训班，同年9月与王子纲认识。1931年10月，与王子纲一起受命派往鄂豫皖苏区创建电台。王子纲与蔡威作为一组人员派往苏区，在搭档上党中央不仅精心考虑，而且掌握了他们各自专长。王子纲电台报务技术娴熟，而蔡威电台机务技术精通，这是一对最佳组合。从另一侧面也反映了蔡威在上海电台机务方面的培训和相关理论功底的扎实。
此外还有外围的资料佐证。闽东籍老乡共产党员周泽万、林国章同志证明材料表明，蔡威在上海上过“亚美无线电学校”和参加过“法租界无线电培训班”，并在舅舅林振翰的别墅里可能从事无线电电台组装试验，因线短路失火，而引来国民党警察的搜查。蔡威常常向家里要大量经费，并变卖舅舅林振翰家里值钱财物，可能作为购买无线电器材和试验之用。
更为巧合的是，在“特科”集中的无线电培训班遭敌破坏后的这段时间，蔡威正好隐蔽在周泽万真如寓所两个月。随后的顾顺章事件中蔡威又巧妙避开了国民党警察的搜捕。
从上述情况分析，我们大致可排出蔡威1927年9月从福州赶赴上海从事地下革命的时间表：
1927年9月，从福州回上海，在法南区找到党组织，以在上海同济大学求学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28年下半年至1929年，可能受训于李强，同时参加李强的研制电台工作;
1930年认识曾三，并与曾三一起在周恩来领导的党中央电台工作;
1930年9月，可能参加党中央“特科”集中的无线电培训班，培训班遭敌破坏后隐蔽在闽东籍老乡共产党员周泽万的真如寓所;
1931年上半年，在无线电培训班认识宋侃夫;
同年9月，认识王子纲，10月与王子纲受命赴鄂豫皖苏区创建无线电电台。
当然，这个时间表和蔡威从事地下无线电工作的大体情况需要更加充分的史料支撑。
北京、上海之行，我们打开尘封已久的记忆，厘清了我党早期无线电通讯和我军无线电通讯的总体脉络，也理清了蔡威在这个背景之下从事无线电工作的大致线条，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发现! □陈国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