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隍神”，在民间传说中是城市的“保护神”，又称“城隍爷”。古时，城隍庙大都设在县级以上的城郭。

但在位于深山老林中的蕉城八都漈山村的香积寺旁，却也建有一座名为“威灵公庙”的城隍庙。这也是匪夷所思之处。

在明代国家祀典制度中，城隍被封为“王、公、侯、伯”四个等级。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下旨封开封、临濠、束和、平滁四城的城隍为王，职位正一品，与人间的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和左、右丞相平级，又封各府、州、县城隍为公、侯、伯，即府城隍为监察司氏城隍威灵公，职位正二品;州城隍为监察司氏城隍显佑侯，职位正三品;县城隍为监察司氏城隍显佑伯，职位正四品，并且重建各地城隍庙，规模高广与当地官署衙门完全一样，还按级别配制冕旒衣服。按此规定，漈山的城隍“威灵公”则应是府城隍，为监察司氏城隍威灵公，职位正二品。其级别还高于仅正四品的宁德县城隍二级。这就愈发匪夷所思。

散落于寺院周边的饮马槽

不信者以为，漈山城隍庙是后来重建，因为无志、无据可考，有些地方史研究者则将此“城隍”定为存疑，或认为是以讹传讹。信者认为，对于历史的探究，在无史志，或无古物可考的前提下，当地的民间传说，或田野调查或许是追根溯源的途径。

我去漈山的时候，正是五月。2010年5月19日，初夏的熏风似乎把漫山遍野的野花都熏醒了。车沿着104国道闽坑段右拐，便行驶在通往猴盾村、吴山村的山间小道。那山路虽可通小车，但要会车，不仅要考验司机的车技，更要考验心理素质。半途遇一有趣的村名：三石六村，不知为何意。再一遇岔路，继续右拐，约半个多小时的车程，见一山坳中有村落，便是漈山村。

那城隍庙便在村口不远处平地处，村落在其下。城隍庙仅如土地庙般大小，正门门楣上方便有“威灵公庙”字样。至于始建于何年，曾有人看到过一碑文记载，始建的大约时间在永乐初年。但现在该碑刻已不见踪影。

走进城隍庙正殿，对联书：“自家作孽欲免罪不在烧香，暗室亏心未入门已知来意”。 “暗室”一词想暗示后人什么?当地百姓说，“暗室”就在城隍庙边上的香积寺的地下。乍听，便令这已经隐没于废墟中的香积寺多了些神秘。

漈山寺又称香积寺，创建于唐乾符元年(公元874年)。乾隆版《宁德县志·卷二·寺观》：“漈山寺，在八都。唐乾符元年(874)建。乾符六年(879)，赐额‘香积’。元大德间(1279~1307)重建。”唐乾符(公元874年11月至公元879年12月)是唐僖宗李儇的年号，共计6年。李儇是唐朝第十八位皇帝(武则天除外)，12虚岁时即位，也是整个唐朝即位年龄最小的皇帝。有意思的是，漈山寺创建于李儇即位之年，并在唐乾符年号的最后一年，被唐僖宗李儇“赐额‘香积’”也就是说，漈山的香积寺名为唐僖宗李儇所赐。在唐代，皇帝赐额的寺庙往往被视为国家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建筑规模、僧侣数量上超过一般寺庙，还在宗教仪式、佛教经典传承等方面承担着重要角色。

或许正因为如此，宁德佛教有史称的“宁川五大禅林”，漈山香积寺排行老四。正所谓“一龟二凤三支提四漈山五安仁”。

香积寺残留的僧道

“不知香积寺，树里入云峰，古木无人经，深山何处钟?”夏至，漫山遍野开着野菊花，令人感觉生命的轮回在夏至是绽放的，而走进隐没在群山中的香积寺，却是另一番物是人非的感叹——

早期的中国佛教寺院布局以塔为中心。到了唐代后期，才转向晚期以殿阁为中心的布局。寺院布局依次为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毗(pí)卢殿或藏(zàng)经楼(阁)、方丈室等。但到了香积寺，可是另一番景象——

香积寺是顺着山势梯级而建的，按布局应该是颇为恢宏。但不知何因，那些山门、天王殿、法堂等早已不见了踪影，四处皆废。唯剩一座的大雄宝殿，与城隍庙对影成双。残旧的石柱、石鼓和饮马槽散落田间。古旧的僧道，映衬着落日余晖，荒草萋萋，好像都在诉说着这里曾经不绝的香火与喧嚣。在殿后的一座小佛房内，保存着遗留的佛像、钟鼓和经幡。在佛房的小天井，见有莲花、麒麟的石刻，但已被岁月模糊了模样。

香积寺下真有群众传说的暗洞秘室吗?按照当地群众的指引，这洞口在寺庙旁的水田埂下，但洞口的大部分被淤泥堵住了。群众说，这个洞口直通村后的半山坡。于是，我们在村后的半山腰又找到了一块堵洞口的圆形石门。而洞的出口就在圆形石门的上方。那么，这个山洞是何用呢?一位当地八十多岁的老人说，这个山洞里面曾经住着一位高僧，里面还有许多的房间供这位高僧的起居生活。

据说，曾有有心者采用专业设备进行地质探测，果真发现寺下有疑似的地洞与地道空间。这就更增加了香积寺的玄幻色彩。

寺前那条拾级而上的石板路，约有三四百米长，向下一直延展到村里。在一杂草丛生中，见有一根石柱孤立于路旁，柱体苔藓等身，斑驳之至，显得尤为沧桑。驻足于柱下，仰望苍穹，时光好像被按了“暂停键”。这里曾经经历了什么?一想到这些，不禁有些诡异与神秘。

从山门废址到大雄宝殿的路面用青石板铺就，逐级而上，芳草相间。看那路面多有低洼处，当地百姓说，这是当时的武僧练功时，踩出来的。这些武僧武功高强，有轻功，会飞檐走壁。群众说，“洪武帝”时，漈山寺规模达到最高峰，有僧人近千名。

在香积寺的遗存物中，最为不可思议的是散落于寺院周边的饮马槽，大大小小有13个，按计算足够供200多匹战马饮用。其中最长的有六米余，宽近一米，槽沿厚度达60公分，被压于巨石下。据省博物院专家说，这个饮马槽也是全省之最了。

或者按群众的说法，洪武帝年间，这些寺庙里曾有大批的驻军，或僧兵。那么这些驻军，或僧兵是为了保护那个地洞中的高僧吗?真难以想象，曾有无数精壮男人的荷尔蒙，在这隐秘山坳里秘密集合、发酵和喷发。他们或许在集体对抗着一种可怕而强大的力量，但最终还是血染漈山，寺毁人亡。隐秘的秩序终究被强大的固有体制毁灭。

往村里走，便发现福岭古道穿村而过。福岭古道起于八都福口村至八都大坪村的岭头岔，接福安界，是古时宁德县城通往福安西南部的甘棠、赛岐等地最便捷的陆路通道。由于现在人迹罕至，这条古官道虽然用鹅卵石铺就，光滑可鉴，但早已芳草萋萋。沿着古官道往前走，便发现有层层叠叠废弃的石墙基依山而砌。我们问村民，这是废弃的村寨吗?答曰：这是当地非常有名的龙马山寨。曾经有流寇驻扎于此。

我们经过一座土地庙，便走到了古官道的隘口。这里森林茂密，古木参天。再往前走，古道立陡，直下山崖。站在隘口俯瞰，可看到山脚下的红门里村。再往前眺望，便是直达三都澳的八都溪出海口。“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很惨烈的战斗。官兵从山下攻上来，守寨的流寇用滚石、檑木坚守。后来官兵攻上来，寺庙、山寨都被烧毁了，住在寺庙里的很多僧兵也被杀了。官兵毁庙的理由是，这里的和尚把村妇藏到暗洞里奸淫。”当地的村民说，“因为那场战斗，山下的村庄血流成河，把老百姓家门都溅红了，所以称为——红门里。这大概是发生在洪武年间的事。”在当地群众的口口相传中，常常将建文帝说成洪武帝，因为朱棣篡位后，不承认朱允炆为帝，便将建文年号又改回朱元璋的洪武纪年，史称：后洪武时代。所以，群众常将朱元璋的洪武纪年和建文帝的建文纪年搞混了。那么，群众说香积寺(又称漈山寺)在洪武年间的这场战斗，是否有可能指的是后洪武时代或永乐初年间某种特殊的军事行动呢?

明史专家、故宫特约研究员熊召政认为，永乐年间毁寺杀僧的史实是客观存在的，不仅闽东一地有，别处也有，不过朱棣烧毁的都是临济宗这一派的寺庙。关于这一点，很能说明问题，要很好地加以研究。因为建文帝的主录僧溥洽是临济宗的天下总掌门人，整个临济宗派系所属的寺庙与僧人都是支持建文帝的，所以，临济宗的寺庙与僧人也就在劫难逃了。

闽东域内山高皇帝远，地僻人难至，寺庙密度高，回旋余地大，尤其是支持朱允炆的临济宗一派基本垄断了明初闽东佛教界，为保护建文帝提供了理想的场所与社会基础。朱棣一即位，便立即逮捕了临济宗的掌门人溥洽，直至永乐十六年姚广孝病危时，他恳求朱棣释放已经被关押了十多年的溥洽，朱棣才予以放人。

经过大量的田野调查，有学者发现，明永乐年间(1403—1424)，在浙南至闽东、闽东至闽中的古官道两侧，确实共有30多座寺庙被毁，大批僧人被杀。与此同时，还有相同数量的山寨被朝廷剿灭。这些寺庙和山寨在被毁时间上是惊人一致——永乐年间，被毁地点是惊人一致——古官道两侧。被毁原因也是惊人一致——都说这些寺庙僧人行为不轨，挖地道，建密室，坑害良家妇女。

其实，明朝廷重兵于闽东，都与倭患有关，有史可循的，分明洪武时期与明中后期。明时，倭寇一直是福建的一大战患之源。据《明代倭寇史略》统计，洪武年间，倭寇侵扰中国沿海总计44次，其中洪武三年(1370)至洪武五年(1372)，倭寇就曾三犯闽东。洪武五年(1372年)六月的袭扰福宁县(今霞浦县)尤为惨烈，倭寇前后杀掠居民三百五十余人，焚烧庐舍千余家，劫取官粮二百五十石。到了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由江夏侯周德兴奉檄建“福宁卫大金守御千户所”，也就是遗存至今的大京古堡，是明初福建沿海抵御倭患的重要海防要塞，名列福建十二“千户所”之首。这是明朝重兵于闽东的初次记录。

在明代中后期，倭寇更是猖獗。当时宁德县县治临海至官井洋。沿海的村庄，从一都至八都，那些孤立于大陆的岛屿，常常是倭寇的藏身处。他们出没于海上，劫掠船只，侵扰村庄。蕉城漳湾的横屿大捷，就发生在这一时期。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农历八月上旬，戚继光率兵6000人入闽，督府中军都司戴冲霄率兵1600人佐之。在收复被倭寇攻陷的宁德城后，戚家军即抵漳湾，一举歼灭盘踞横屿岛的倭寇近2000人。这是明朝廷重兵于闽东的又一记录。

这一时期，明朝廷在中国沿海，构筑了以卫城、所城为骨干，堡、寨、烽火台等为分支的军事工程设施，以防备倭寇的侵扰。2020年初，在漈山之上的猴盾村营岗自然村发现了一古寨堡遗址。当地村民称为“猴盾营岗寨”。“营岗”地名的来历，与驻军营地有关，与寨堡岗哨有关。该遗址建在一个独立的小山包顶部，视野开阔，可见闽坑到福岭岭头这一线，翻过福岭头便是福安地界。猴盾营岗寨处于距福安宁德县界不远处，为防御倭寇传递消息之用，应为明代中后期建设的海防设施之一。

但在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通过与日本建立勘和贸易的方式，来满足各自的利益需求，有效地解决了洪武时期遗留的倭患问题，倭患为此大为减少。据《明代倭寇史略》统计，永乐年间倭寇侵犯中国沿海仅有27次。而依据格恩的《明代倭寇侵扰沿海各地年表》统计，永乐年间倭寇入侵中国沿海的次数更少，仅21次。永乐皇朝合计有22年，按此统计，倭寇在永乐年间，平均每年袭扰中国仅约一次。偏偏在这一时期，宁德及周边却发生了一系列不同寻常的军事布防。据史料载，在元代时，宁德和福宁州两地仅有驻军4处。但到了永乐初年，福宁及沿海周边县的驻军猛增到16处。永乐元年(1403)，建宁卫总兵刘邦彦，又奉命到福宁、宁德及周边县剿灭属于临济宗的佛寺。

福建官场也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大地震。朝廷高官刘贞、周新、郑和和胡濙先后到福建“调研”。有明史研究学者在明淡迁《国榷》《明神宗实录》中发现，永乐四年到永乐十年之间，福建省官场上先后有11个大员倒台，福宁州(县)与宁德市亦有100多名官员被处置。其中，在地方县志中，宁德历任知县共有190多人，都有名有姓，唯独明永乐初年间的三任知县姚某、李某、包某有姓没名。尤其是永乐五年，郑和奉徐皇后临终所托，送一千尊铁佛到支提寺，就更显得诡异、神秘。

已故的中国明史研究会会长商传先生认为，这个现象证明，这个地方在当时一定有一个特殊的政治环境。哪种政治环境呢?我们现在有据可查的政治环境只有一种，就是过去在这一带，有比较多的在地方上，包括在佛寺，他们很多人跟建文帝的关系比较近。你要知道在永乐的初年，不仅是建文帝，即使是读方孝孺的书都是要判罪的，就是跟建文帝有关的所有的事情都会获罪。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你跟建文帝有关系或者你跟建文帝的近臣有比较近的关系，都有可能出事。

香积寺不是“庵”，但在这里修行的都是比丘尼，也就是尼姑。不知何因，在闽东的佛寺里，这是个很普遍的现象。我们来时，这些尼姑从佛房的阁楼给我们很虔诚地奉上了一座“万岁”神祇牌。她们说，这神祗牌是祖上留存下来的，是镇寺之宝。这神祇牌宽近一手掌，高有二掌。上书“当今皇帝万岁万万岁”。

“万岁”神祇牌现象在藏传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中也都存在。每一种的存在，虽都脱离不了“忠君”的轨迹，但都有各自不同的忠君的说法或传说。在闽东广为流传着这样的线索，一个落难的皇帝带着部分的大臣与宠妃逃亡到了宁德，皇帝病故后，这些宠妃散落宁德各地，削发为尼，秘密制作了“当今皇帝万岁万万岁”的神祇牌来祭拜，以寄托自己的哀思。

有学者认为，宁德发现的这些龙头牌有她独特的地方：一、这些尼姑庵选址地点都在古官道隘口，或两侧;二、传说中的主人公都是落难的皇帝与削发为尼的妃子;三、神祇牌留存至今，都说秘不示人，这说明了她们都有不想为世人知的隐秘性;四、发现有“万岁”神祇牌的寺、庵名，大都与南京的重要寺庙相同。如周宁的白云庵与南京栖霞山白云庵，八都的香积寺和南京的香积寺，福安的清凉寺与南京的清凉山、清凉寺 。或许，主人与南京之间有着割舍不断的情感纠结，也或许这种同名的寺庙在中国比比皆是。

史书载，建文帝是个用情很深的年轻皇帝。当他年仅14岁时，父亲朱标身长巨瘤，痛不欲生。朱允炆日夜伺候。朱元璋病危，性情暴躁，旁人不敢近身，唯有朱允炆贴身守候，无怨无悔。公元1398年，朱元璋驾崩，年仅18岁的朱允炆荣登皇位，意气风发，仁孝明友，也充满了对异性的渴望。有明史学者在宋端仪抄录的《立斋闲录》发现有这样的记载“(建文帝)居丧未及一月，便差内官往福建、两浙选取女子”这句话的意思是，建文帝即位之初，便派人到闽浙选妃子了。

福建闽东北依山傍海，气候湿润，物产丰富，历来盛产美女。北宋时期，蕉城漳湾南埕村有一叫林贞的姑娘，就被宋神宗选中进宫，宠封贤妃。而在二十二都洋中陈山下(今东山村)，也有一个美丽而神奇的传说：建文元年，建文帝就在他老师周斌的老家——洋中东山村选了个姓陈姑娘，宠封贵妃。建文四年(1402)初，在燕军攻入金川门之前三个月，建文帝命郑熙率三千御林军，把陈贵妃护送回宁德原籍。出于安全考虑，郑熙先后把陈贵妃隐藏在周墩浦源仙凤山白云庵、七步镇胜福寺、福安市溪潭镇清凉寺(原叫清凉庵)、宁德县石后乡小登广菜堂(尼姑庵)和八都镇漈山香积寺出家。陈贵妃每到一地，出于对南京帝都与建文帝的思念，她都会做两件事：一是把庵名寺名改为与南京寺名一样，二是设立“万岁长生牌”以寄托思念建文帝之情。

历史的真相从来都是后人说的。你看到的真实或许已经是经过后人无数遍加工的“真相”。由于明人对建文帝出亡之事噤若寒蝉，唯恐避之不及，自然也就无人敢去如实记录或搜集这段史实了。有关于建文帝踪迹的史料更是被朱棣删除或篡改，历史的真相难以还原。而那些惊天动地的曾经往事或许只能以百姓口口相传的方式流传，渐渐地就变成了民间传说，或野史，以致代代相传，添油加醋，离历史的真相同样也是渐行渐远。但在史学与考古几无定论、无从下手的时候，田野调查、口述资料或许是链接碎片化历史的神奇之手，把田野调查、口述资料记录下来，就是记录了追溯历史真相的蛛丝马迹，就是为了将来某一天的“云开雾散”。

从香积寺的废墟俯瞰漈山村口，有一棵老枫树矗立着，虽然有几百年的年轮，但依然枝繁叶茂，苍劲如一个尊者，肃穆而又沉默。风吹过，树叶沙沙，似乎就是它的喃喃自语。它想告诉我们什么呢?那城隍爷“威灵公”——我是谁?那香积寺下的“暗室高僧”——我是何方神圣?那飞檐走壁的僧兵——我们为何与朝廷军队浴血奋战，最后寺毁人亡?那比丘尼秘藏神祇牌——是为了思念多情的仁君?或许，就如这片废墟，其实这一切都是虚无……那历史已成碎片，就如九月的枫叶，红颜一秋，终要落地，成一地碎叶，最后腐植在土里。所谓片片枫叶情，那也只是为了抚慰“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追思罢了。

因为是历史的悬案，那就让它成为悬案。这才有念想，有了念想，某一天，你就会突发奇想，去漈山看看吧，那里有古寺、有古石阶、有古枫叶、古村、古道在等你。　　□ 郑承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