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爱国高僧释圆瑛故乡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端上村的“圆瑛法师纪念堂”里，展览着圆瑛法师抗日战争的动人的事迹，仿佛闻到抗日战争弥漫祖国的硝烟，触摸中华民族前赴后继的抗日勇士英魂，目睹着圆瑛法师的“僧侣救护队”在弹雨纷飞中的身影，也看到“一元钱救国活动”震撼人间的无穷力量。

释圆瑛(1878~1953年)，古田县端上村人，他俗姓吴，名宏悟，别号韬光，又号一吼堂主人。他19岁于鼓山涌泉寺出家，20岁从妙莲和尚受具足戒，先后任宁波天童寺、福州雪峰寺、鼓山涌泉寺、上海圆明讲堂、南洋槟城极乐寺等寺住持。1929年，他与太虚共同发起成立中国佛教会，多届当选主席。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碎富饶的中国河山，释圆瑛大师慧眼穿透日本人军国主义饿狼似的野心，“出世犹垂忧国泪，居山恒作感时诗”，忧国之情在心里荡漾。他立即付诸行动，以中国佛教会主席的身份，号召全国的佛教徒，开建护国道场，庇护国泰民安，接着他又致信日本佛教会，揭露日军侵华的罪恶行径。

1937年的“七七卢沟桥事变”，全面的抗日战争在神州大地爆发，著名“淞沪战争”在江南这片肥沃土地上激烈展开,双方参战兵力达一百万。我国军人为保家卫国冒着日军飞机大炮猛烈的狂轰滥炸，一个个用自己血肉身躯阻挡日军侵略的脚步。

抗日勇士有的在轰隆隆的炮火中轰然倒下，为国捐躯，有的冒着枪林弹雨以身殉国，横卧阵地的抗日战士尸体，挣扎阵地重伤抗日战士痛苦的嚎叫，更有无辜的难民惨遭轰炸横尸野外，这一幕幕悲惨之景，又一次撞击在上海圆明讲堂的圆瑛法师慈悲心怀，不能坐视弱小无罪者横遭杀戮，不忍看无数生灵在日军疯狂滥炸下殒命，圆瑛法师放下经书和清静，担当起救苦救难责任。他主持召开了中国佛教会常务理事紧急会议，决定成立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他自己任团长，并紧急召集南京和上海等寺庙挑选200多名青年僧人，赶到上海玉佛寺集中，成立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第一京沪僧侣救护队，接着，又迅速组建第二汉口僧侣救护队和第三宁波僧侣救护队。担任团长的圆瑛法师要求救护队僧侣们发扬佛教救世“大无畏、大无我、大慈悲”精神，鼓励和激发了僧侣们在硝烟弥漫和子弹呼啸，弹片纷飞前线战场，忘却身家地争分夺秒救死扶伤，护送难民。活跃在东战场上第一京沪僧侣救护队第一分队，出动工作达百余次，来回于浏行、大场、昆山之间，据慈联会民国二十七年报告书，这个“僧侣救护队”救护伤兵及租界难民总共有8273人，圆瑛法师还把前线战场附近清静的寺庙开设医院和收容所，接纳战地伤兵治疗和难民收留。

1937年冬上海不幸沦陷了，寒风吹过激战后的废墟，只见抗日士兵和难民尸体遍野，日军却不准收埋。圆瑛法师又一次挺身而出，不顾安危地组织掩埋队，圆瑛法师自己担任总队长，队员由上海玉佛寺、法藏寺、清凉寺、国恩寺、关帝庙、报本堂等寺庙的僧侣和香工组成。每天出动四辆汽车，把各战场上牺牲的抗日士兵和难民尸体，运送到郊外掩埋。不分昼夜连续工作三个多月，总计掩埋尸体一万多具。

为了“筹款救国”支援抗日救亡运动，圆瑛法师携徒弟明旸法师不远千里，远渡重洋奔赴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马六甲等地,宣传救国的道理，在华侨华人中提倡：“一元钱救国运动”的捐款活动，立即得到华侨华人的热烈反应，他共募集到10万余元陆续汇往上海，用作抗战经费。

圆瑛法师一系列抗日救国的行动，自然引起日军的愤怒。1939年10月，刚从南洋回来在上海圆明讲堂的圆瑛法师和弟子明旸法师，被日本宪兵以抗日分子的罪名逮捕。圆瑛师徒二人被押到上海日本宪兵队司令部进行刑讯与威逼，圆瑛法师承认并声明抗日有罪。遭到圆瑛法师大义凛然拒绝，日本宪兵以刑具来伺候他，圆瑛坚强不屈，并高声念经念佛来对抗肉体所受的痛苦。上海日本宪兵无计可施之下，将圆瑛法师押送南京日本宪兵司令部，改换日本佛学人员刑讯，也照样被圆瑛法师辩得口无言词。日本宪兵既然语言上无法征服圆瑛法师，那只好残忍地从肉体上折磨，以消磨其坚强意志，每天都折磨至深夜，折磨到圆瑛法师不省人事。圆瑛法师在严刑审讯面前坚持做道场，连打三个“净七”，同时以绝食来与日本宪兵作生死的斗争。

明旸法师曾回忆：“宪兵们面目狰狞，虎视眈眈。在夜阑人静万籁俱寂时，日本宪兵就对先师进行严刑审讯，态度野蛮，几濒于危。师以从容陈辩，理直气壮，义正词严，坚持了中国人民大无畏的民族气节。”抗日战争胜利后，圆瑛法师去南洋的一次演讲中提到这次磨难：“回忆十年前，曾来此地为筹集经费，救济祖国伤难同胞，以尽国民天职。返国后，日人指为抗日分子，遂被逮捕，饱尝铁窗风味，二十八天方始脱难。”

日本宪兵怎么也想不到一个中国僧人抗日意志如此坚强，加上圆瑛法师名扬中外，就是在日本佛教界也受尊重，日本宪兵只好将他释放。圆瑛法师出狱后，致函福州鼓山涌泉寺辞去方丈之职，从而坚定地走上抗日道路。

圆瑛法师给北京中国佛学院师生赠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佛教兴衰，教徒有责。”道出了他一生爱国爱教的禅音，抗日战争中，他爱国，全国解放时，他依然爱国，那时香港等地教友和弟子，催他去南洋安度余生。圆瑛法师以“我是中国人，生在中国，死在中国，决不他往”，予以谢绝。

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时，圆瑛法师被推选为第一任会长。同年八月十二圆寂。圆寂前，圆瑛法师对身边弟子嘱托：“发菩提心，严持净戒，弘宗演教，利乐人天”，又说：“为法为人为证菩提，爱国爱教爱护和平。”

圆瑛法师不仅留给人们“爱国爱教爱护和平”的精神瑰宝，还留下《楞严经讲义》《大乘起信论讲义》《一吼堂诗集》《一吼堂文集》等二十种著作。

端上村圆瑛法师纪念堂门前那条清澈的溪水，不停地流向下游著名的翠屏湖，仿佛是圆瑛法师的爱国精神和高深禅意，从这里流向五洲四海。　　□ 蔡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