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陆游

礼不必皆出于古，求之义而称，揆之心而安者，皆可举也。斯人之生，食稻而祭先啬，衣帛而祭先蚕，饮而祭先酒，畜而祭先牧，犹以为未，则凡日用起居所赖者皆祭。祭门、祭灶、祭中霤之类是也。城者以保民禁奸，通节内外，其有功于人最大。顾以非古黜其祭，岂人心所安哉?故自唐以来，郡县皆祭城隍，至今世尤谨。

宁德为邑，带山负海。双岩白鹤之岭，其高摩天，其险立壁，负者股栗，乘者心掉。飞鸾关井之水，涛澜汹涌，蛟鳄出没，登舟者涕泣与父母妻子别，已济者同舟更相贺。又有气雾之毒，蛙、黾、蛇、蚕、守宫之蛊，邮亭逆旅，往往大署墙壁，以道出宁德为戒。然邑之吏民独不得避，则惟神之归，是以城隍祠比他邑尤盛。祠故在西山之麓，绍兴元年知县事赵君诜之始迁于此，二十八年五月，权县事陈君摅复增筑之，高明壮大，称邑人尊祀之意。既成，属某为记。某曰：“幽显之际远矣!惟以其类可感，故名之祭者，必思其所嗜好。夫神之所以为神惟正直，所好亦惟正直。君傥无愧于此，则撷涧溪之毛，挹行潦之水，足以格神。不然，丰豆硕俎，是谄以求福也，得无与神之意异邪?”既以励君，亦以自勉，又因以励邑人。八月一日，右迪功郎主簿陆某记。

译文：

祭祀的礼仪不一定都要遵循古制，只要合乎道义、让人内心感到安适，都可以施行。人活着，吃米饭要祭拜最先种稻的神农，穿丝绸要祭拜最先教民养蚕的嫘祖，饮酒祭造酒始祖，畜牧祭畜牧始祖，这样还觉得不够，连日常起居依赖的事物都要祭祀。比如祭门神、灶神、宅神等等。城墙用来保护百姓、禁止奸恶，沟通调节内外，对人的功劳最大。如果因为它不是古礼就废除祭祀，这怎能让人心安呢?所以从唐代以来，州县都祭祀城隍，到当代尤其郑重。

宁德这座城，依山面海。双岩、白鹤岭这些地方，高耸入云，险如峭壁，步行者腿软，乘车者心惊。飞鸾、关井一带的水域波涛汹涌，有蛟龙鳄鱼出没，上船的人都要哭着与家人告别，渡过的人则同船相贺。还有毒雾瘴气，蛙、蛇、蚕、蜥蜴等毒虫之害。沿途的驿站和旅馆里，常会在墙壁上用大字书写，告诫(行人)要谨慎考虑取道经过宁德这件事。但本地的官员百姓无法逃避这些艰险，只能托庇于神明，所以宁德的城隍庙比其他地方更受重视。旧庙原在西山脚下，绍兴元年知县赵诜才迁到现址。今年五月，代理知县陈摅又加以扩建，庙宇高大宏伟，符合百姓尊崇祭祀的心意。建成后，嘱我作记。我说：“人和神之间相隔甚远!但同类可相互感应，所以那些祭祀神明的人，一定要思考神明喜好什么。神之所以为神，只因正直，所好的也唯有正直。您若在此问心无愧，那么哪怕采摘山涧溪边的野菜，舀取道路坑洼里的积水祭祀，也足以感通神明。否则，即便祭品丰盛，也只是谄媚求福，岂不违背神的意志?”这番话既是对陈君的勉励，也是自勉，并借此勉励全县百姓。

绍兴二十八年八月一日，右迪功郎、主簿陆游记。

赏析：

陆游的《宁德县重修城隍庙记》(作于1158年)，虽为应代理县令陈摅之请所作的记，却并未落入仅记录工程始末的俗套，而是一篇集中体现其早期政治理念、哲学思想与文学造诣的散文佳作。

文章起笔不凡，并未急于点明修庙之事，而是以一场关于“礼”的思辨拉开序幕。“礼不必皆出于古”，开宗明义，展现了陆游通达的历史观。在他看来，礼制的核心在于“求之义而称，揆之心而安”，这为祭祀城隍这一并非源自古制的民间信仰，奠定了坚实的理性基石。他继而追本溯源，从祭先啬、先蚕等古老传统，论证了凡有功于民者皆可受祭的合理性。城墙护城河“保民禁奸，通节内外”，其功至伟，自然当享祭祀。笔锋一转，他又指出祭祀城隍从唐代以来日益隆重，敏锐地捕捉到了民间城隍信仰在宋代社会生活中的蓬勃生命力。

此文最动人的笔触，在于对宁德特殊地理环境的描绘。陆游以画家般的写实手法，渲染出一幅充满生存挑战的图景：“双岩白鹤之岭，其高摩天，其险立壁”，令行者胆寒;“飞鸾关井之水，涛澜汹涌，蛟鳄出没”，使渡者泣别。除此之外更兼毒雾弥漫，蛇虫横行，以致“邮亭逆旅，往往大署墙壁，以道出宁德为戒”。这绝非闲笔，而是以极度险恶的自然环境作为背景，深刻揭示了宁德吏民“独不得避，则惟神之归”的心理根源。城隍祠香火之盛，正是当地百姓在无常自然力面前，寻求精神庇护与心灵安宁的生动写照。这一切铺垫，都为后文的立论构筑了无可辩驳的现实依据。

行文至关键处，陆游借回应县令之请，托出了全文的灵魂——“神惟正直”论。他阐述道：“幽显之际远矣!惟以其类可感”。人与神虽幽明相隔，却能以“正直”的品性相互感通。因此，祭祀的真谛不在于祭品的丰俭，而在于祭祀者内心是否与神明一样秉持正直。“君傥无愧于此，则撷涧溪之毛，挹行潦之水，足以格神。不然，丰豆硕俎，是谄以求福也。”这石破天惊之语，将外在的祭祀仪式彻底内化为一种道德自律。他以此“励君”“自勉”并“励邑人”，其用意深远。对于县令陈摅，这是委婉的劝诫，为政者应当以正直德行造福一方，才是对神明最好的供奉;对于自身，这是初仕的座右铭;对于百姓，则旨在引导一种更为理性、更重内在德行的信仰方式，以期革除铺张浪费的祭祀陋习，减轻民生负担。

这一思想，鲜明地体现了宋代士大夫“以儒化俗”的实践理性。他们并非简单排斥民间信仰，而是试图用儒家的伦理观念对其进行引导和提升。陆游将城隍神的形象抽象并升华为“正直”的化身，从而将鬼神崇拜转化为道德教化的资源。这与同时代真德秀“幽明共治”的理念不谋而合，共同构筑了南宋士大夫处理人与超自然关系的独特智慧。此文因而成为观察宋代儒者如何介入并塑造地方社会精神生活的一个珍贵样本。

除此之外，作为一篇文学佳作，其艺术魅力亦不容忽视。陆游巧妙运用骈散结合的手法，在需要铺陈渲染处，如描绘宁德山水，则句式工整，辞采飞扬，“其高摩天，其险立壁”的夸张对偶，极具张力;而在议论说理的核心段落，则化骈为散，文气流畅，逻辑严密，使“神惟正直”的核心论点更显恳切之力。这种语言上的收放自如，使文章既具骈文的典雅之美，又尽显古文疏朗畅达的雄辩之气。

纵观全文，结构严谨，从礼制宏论到地理微观，再从信仰现实到哲学升华，环环相扣，最终落脚于士人的责任与担当，可谓水到渠成。它已远远超出一篇普通庙记的范畴，是一篇将思想深度、文学才情与现实关怀完美结合的散文精品。透过这篇《城隍庙记》，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座祠庙的重生，更是一位伟大诗人的风骨，及其对“何以为官”“何以安民”这一永恒命题的早期答卷。　　□ 李亚昀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