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集《宁德前传——青铜秘境》我们讲到商周时期的霍童，已经在使用铜锛、陶器、原始青瓷和残石锛、打制石核等石器制品。这些文物共同构成了一个商周时期的文化层，表明芦坪岗在当时可能是一处聚落或墓葬区，见证了闽东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的文明进程。尤其是青铜锛的发现证明了一种可能性——早在四五千年前，中原文明已经通过某个管道，进入了霍童等区域。

那时闽东地区的主要居民主要是闽越族，这是由当地土著“七闽”与战国晚期(约公元前334年)南迁的于越人融合形成的百越分支。

何谓“七闽”?“七”并非确指七个部落或政权，而是周代对南方“闽”地族群的一种泛称，代表多个部落联盟的集合。“闽”在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这样解读：“闽，东南越，蛇种。”认为“闽”字从“虫”(古“蛇”字)，与当地蛇图腾崇拜相关。“七闽”是福建最早的土著族群，属于百越系统的一支，活跃于商周至战国时期。主要分布在闽江流域及闽东、闽北山区，他们住的是干栏式建筑，以渔猎、采集和原始农耕为生，有断发文身、凿齿等百越文化特征。他们是闽越族的直接来源之一，也是福建人文历史的开端。

那么，“七闽”土著人什么时候才变身为“闽越人”呢?

这是到战国晚期的时候，也就是公元前334年，楚威王兴兵伐越，“杀王无疆，尽取故吴地至浙江”，越国就此瓦解。越国王族宗室被迫逃亡，“滨于江南海上”，其中一支航海南下进入福建。这些南迁的于越人与福建本土的“七闽”土著相遇、融合，经过长期的文化交融与血缘混合，最终形成了新的族群——闽越人，其首领无诸便是越王勾践的后裔。

这期间，中国历史的线性顺序是：商→ 西周 → 春秋 → 战国 → 秦。时间的跨度是约为1370至1380余年。如果用一段最简洁的文字表述这段历史，我们可以这样说——

商周奠定礼乐与分封，青铜鼎盛。春秋礼崩乐坏，诸侯争霸;战国兼并加剧，铁器牛耕推动社会剧变，百家争鸣。最终，秦以法家为纲，横扫六合，开创帝制，终结了长达五百余年的分裂乱世。

这段漫长的岁月，正是宁德乃至福建从新石器时代末期的土著文化，逐步接触并融入华夏文明的演进时期。

那时，“闽越国”作为一个明确的政治实体尚未正式形成，该地区主要是闽越族部落的联盟。其首领无诸在战国末期已统治闽中之地。他统领的闽越各部，社会发展处于青铜文化鼎盛、初涉铁器的阶段，以渔猎农耕为主，兼有发达的几何印纹陶文化。政治上相对独立，与中原的楚、吴、越等国已有零星接触。

而闽越真正纳入华夏版图的时间点是公元前214年。在此之前，北方一支强大的军队进入闽地，是强悍的推手——

一、秦月：化外之地与第一缕帝国的月光

公元前221年的深秋，当秦始皇嬴政在咸阳宫中接受“皇帝”尊号，将“三皇五帝”的荣光集于一身时，一支约五千人的秦军偏师，正艰难地行进在武夷山脉的险峻隘口。他们的铠甲上还残留着灭楚之战的征尘，手中的青铜戟在湿冷的山雾中泛起幽幽寒光。统军的将领名叫屠睢——这个名字将在此后数年间，与岭南大地上的血与火紧密相连。而此刻，他的任务是在帝国的东南方向，开辟一条通向传说中“闽中”的道路。

根据《史记》《淮南子》等史料，秦将王贲(或屠睢部将)率领的一路秦军，主要目标是征服闽越国核心区域。其进军路线是：从江西余干(今余干县)沿信江(余干水)逆流而上，至武夷山北麓，翻越分水关，进入福建后顺崇阳溪、闽江而下，直取闽越国都城东冶(今福州)。这是一条利用水系、直捣政治中心的经典路线。

那么，长驱直入闽地的秦军深入到闽东地界了吗?我们只能回答：可能有。为什么这么说呢?

秦军主力从武夷山分水关进军福州，直线距离已超过250公里，后勤压力巨大，再分兵向北深入百余公里至古田、屏南山区，既无战略价值，也极度困难。 但古代军队的确会派出斥候(侦察兵)进行远距离侦察。精锐斥候的活动半径可达大军主力数日行程之外。理论上，从闽江流域派出斥候(侦察兵)向北探查鹫峰山脉，深入至古田—屏南交界地区是可能的。

或许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几名秦军斥候攀上古田与屏南交界处一座海拔千米的山脊，他们喘息着卸下皮盔，抹去额上混着尘土的汗水，向东眺望。那一刻，所有的语言都失去了力量。

眼前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浓得化不开的绿。那不是中原沃野平畴的田园之绿，而是原始森林狂暴的、吞噬一切的深绿。山峦如凝固的墨绿色巨浪，一重接着一重，奔腾着涌向天际线与大海交融之处。云雾在山腰缠绕，时而露出峭壁狰狞的轮廓。没有驰道，没有城郭，没有炊烟，只有无尽的林木与深谷。偶尔，在极远处的林隙间，似乎有鸟形或蛇形的图腾旗帜隐约一闪，又迅速被丛莽吞没——那是百越部族的标记，他们像山岚一样出没于这片土地，与秦军保持着警觉的距离。

秦军的南下并非一时兴起。早在灭楚之后，秦始皇的目光就已投向“百越之地”。这片广袤的南方地域，被中原粗略地分为东越(闽越)、南越、西瓯、骆越等部族联盟。对秦始皇而言，征服百越不仅是拓土开疆的武功，更是“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大一统理念必然延伸——帝国的阳光，必须照进每一处山谷。

然而，闽地的山海给了帝国军队前所未有的考验。司马迁在《史记》中只用四个字形容这片土地：“地深昧而多水险”。山道崎岖，毒瘴弥漫，供给线长得令人绝望。秦军的主力深陷于对西瓯、南越的苦战，屠睢本人也将战死岭南。对于更东方的“闽中”，秦帝国采取了一种务实的策略：军事威慑为主，象征统治为辅。

于是，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左右，一道诏令颁布：置闽中郡。

只有到了这时，无诸的统治才被纳入郡县体系，其身份由自主首领变为秦朝的“君长”。这个新郡的疆域大致包括今天的福建全境、浙江南部及江西东部一带，郡治设在“治县”(今福州)。但如果我们仔细审视这个行政设置，会发现它充满了帝国的无奈与智慧。

首先，闽中郡没有设郡守、郡尉、监御史这“郡三长官”。这与秦朝在其它郡县严密设置的官僚体系截然不同。帝国的行政力量在此地，如同试图握住海水，指缝间留下的唯有潮汐的湿痕。其次，秦朝保留了闽越首领无诸的王号，封其为“闽中郡君长”，许其“自治”。这是一种以越治越的羁縻政策。无诸及其族人，依然生活在他们的山城堡垒中，保持着他们的语言、习俗与社会组织。秦帝国的法律、税制、户籍管理，在这里几乎是一纸空文。

对于闽东的鹫峰山、太姥山等广大山区，秦朝的控制力“薄如蝉翼”，更可能是一种名义上的归属。秦朝的统治如月下疏影，若有若无。霍童溪畔的部落民可能只是从偶尔经过的商旅或逃亡的中原人口中，听说过北方有一个强大的“秦”，有高大的城墙和战车。他们依然在熟悉的潮汐节奏中捕鱼，在山林的节气里刀耕火种。芦坪岗遗址中那枚商周时期流传下来的青铜锛，仍在某个越人家庭中使用，他们不知道，也不关心这件工具的形制源自黄河之滨的文明。

然而，“闽中郡”三个字，终究像血液一般，流进了东南沿海的历史血脉。它第一次以郡县的名义，将这片土地纳入华夏的版图。帝国的明月，哪怕再遥远、再清冷，它的光芒已然越过洞宫山脉之巅，照在了三都澳的波涛上。这月光本身，就是一种文明的沐浴。

二、汉关：楼船压海与“虚地”之殇

时光之河奔流百年。秦帝国的暴政在烽烟中崩塌，楚汉之争的尘埃落定，一个崭新的、更强大的汉帝国屹立东方。而对闽东历史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剧变，在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到来了。

此时的闽东南沿海，历史舞台的主角已经从闽越部族联盟蝶变为“闽越国”。

在此之前，秦末天下大乱，当年的闽中郡君长无诸，率越人子弟北上助刘邦攻项羽。汉朝建立后，刘邦投桃报李，于西汉高帝五年，即公元前202年，封无诸为“闽越王”，统治闽中故地。闽越国正式立国，定都东冶(今福州)，进入了其历史上最鼎盛的时期。

然而，这个王国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始终微妙。它时叛时服，依仗山海之险，成为汉帝国东南边境的不稳定因素。闽越王的胃口也在膨胀，曾北上攻打东瓯，南下侵袭南越，俨然以百越盟主自居。这一切，都被雄才大略、志在彻底解决边疆问题的汉武帝看在眼里。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位于岭南地区的南越国丞相吕嘉反汉，汉武帝发兵十万平叛。这时的闽越王是馀善，他先是请缨率八千人助汉，行至揭阳便以“风波不利”为由停滞不前，暗中与南越勾结。此事败露，馀善索性“发兵距汉道”，公开反叛，自立为“武帝”。

汉武帝的容忍到了极限。元封元年秋，汉帝国的战争机器再次启动。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征伐充分考虑了闽越“水行山处”的地理特点。汉武帝兵分四路：

——楼船将军杨仆，率水师出武林(今江西鄱阳)，自闽西北顺流而下。

——横海将军韩说，率水师出句章(今浙江慈溪)，浮海南下，直扑闽东沿海。

——中尉王温舒，出梅岭，自赣南入闽西。

——越侯戈船、下濑将军，出若邪、白沙，作策应。

这是一次陆海并进、多路合击的经典战例。其中，横海将军韩说的楼船舰队，对宁德历史产生了最直接的冲击。

我们可以想象这支强大舰队的威容：高达十余丈的楼船如同海上城堡，旌旗蔽日;艨艟斗舰穿梭其间，士卒甲胄鲜明。他们从浙江沿海南下，首先进入的便是闽东北的辽阔海域。

那时的环三都澳海域，秦时民间叫“秦澳”，汉时很可能被泛称为：闽越海……这些今日的良港，在两千多年前，第一次迎来了中原王朝的庞大海军。

当汉军楼船驶入“秦澳”，眼前的景象一定令北方的将士们震撼。群山环抱着一片近乎封闭的、宁静而深邃的蓝色水域，岛屿星罗棋布，如同海上仙山。岸边的越人或许驾着独木舟或竹筏，惊恐地望着这些前所未见的巨舰。没有发生大规模海战，因为越人的水上力量在汉军楼船面前不堪一击。韩说的军队很可能在今日的宁德一带登陆，建立前进基地，并派出部队向闽越腹地穿插。

在汉军绝对优势的军事压力下，闽越国内部发生分裂。越繇王居股等人合谋，诛杀了首恶馀善，率众向汉军投降。曾经叱咤东南的闽越国，顷刻间土崩瓦解。

仗打完了，但难题才刚刚开始。如何处置这片土地和其上“悍而数反覆”的越人?汉武帝在长安的宫殿里，面对舆图，做出了一个影响深远乃至堪称残酷的决定。

《史记·东越列传》记载了天子冷峻的诏令：“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覆。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

“狭多阻”，指出了地理的封闭与险要;“悍，数反覆”，道出了对越人难以驯服的文化与政治判断。这两个理由，让汉武帝选择了最彻底、也最残忍的解决方案——强制迁徙，虚其故地。

一场民族大迁徙的悲剧，在闽东的青山绿水间上演。

汉武帝的迁徙令针对的是闽越国的统治核心阶层及主要人口聚集区。汉军“将其民徙处江淮间”，意味着在军队监督下整族迁移，主要路线可能是从东冶(福州)北上，经闽江流域至江西，再往江淮。王族、贵族、军队、工匠及依附人口是首要目标。他们代表了闽越的社会组织、军事力量与技术文化。迁徙重点在闽江下游的闽越国核心区(今福州一带)，但作为其势力范围的闽东沿海(如温麻船屯所在区域)与交通要道周边聚落，同样难以幸免。

在汉军士卒的监督下，无数闽越人被迫离开他们世代居住的家园。他们扶老携幼，背着简陋的行囊，回望故土的最后一眼，是霍童溪上升起的苍茫暮霭，是三都澳潮汐往复的呜咽。山林间他们祭祀的图腾柱被推倒，干栏式房屋在雨打风吹中渐渐倾颓。山野间骤然寂静，只余下芦坪岗遗址里那枚被遗忘的青铜锛，在土层中继续着它长达两千年的沉睡。

“东越地遂虚”。司马迁的“虚”字，重若千钧。这不是指绝对的无人区，而是指原有社会组织、文化结构的彻底瓦解与崩溃。作为政治与文化核心的闽越王族、贵族、武士、祭司阶层被连根拔起，普通越人部众大量北迁。闽东的山野、沿海平原与河谷地带人口锐减，骤然寂静，出现大量废弃聚落。部分越人逃入鹫峰山、太姥山等深山密林，或泛舟海岛(如台山列岛、嵛山岛)，成为“山越”或“岛夷”。他们化整为零，保持渔猎采集生活，与汉人长期隔绝。原本开垦的梯田与滨海田地迅速被次生林与灌木覆盖，大型哺乳动物(如华南虎、野猪)活动范围扩大。文明的薪火，仿佛突然被狂风扑灭，只余下几点黯淡的残烬。

那些被迁往江淮地区的越人，被分散安置在庐江郡、九江郡等地。他们必须在陌生的平原上学习耕种水稻，适应没有山海庇护的生活。他们的语言渐渐消融在江淮方言中，他们的纹身习俗被汉服取代。不过，血脉与记忆并未完全断绝。今天的苏北、安徽部分地区，一些独特的民俗与地名，或许还残留着两千年前这次大迁徙的痕迹。

而在遥远的闽东故地，文明的断层清晰可见。考古发现显示，西汉前期(武帝之后)的遗址和遗物，在福建地区出现了明显的空白和衰退。直到西汉中后期，汉文化的遗存才又逐渐增多。这近百年，是闽东历史上一个晦暗的、被遗忘的时期。只有那些被遗弃的越人村墟，在蔓草中默默诉说;只有像芦坪岗遗址里那枚被遗忘的青铜锛，在土层中继续着它长达两千年的沉睡，成为那个消逝时代无言的见证。

汉武帝的决策，站在帝国统治的角度，或许是“一劳永逸”的：铲除动乱根源，将危险人口内迁同化。但对闽东本土文明而言，这无异于一次文化血脉的强制性截断。宁德，由此完成了与中原王朝体系的第一次以鲜血和离散为契约的残酷拥抱。这不是通过温和的商贸、缓慢的教化，而是通过挥舞的剑与迁徙的鞭的征服。

代价，是一个古老文明的背影，在通往江淮的烟尘中，渐行渐远。

三、新声：山海进发与文明的层叠

“虚地”的状态并未持续永远。大自然厌恶真空，文明亦是如此。当政治的风暴过去，经济与生存的逻辑便开始悄然运转。闽东这片“空虚”却富饶的山海之地，不可能长久沉寂。

汉武帝的迁徙令主要针对的是政治态度“反覆”的闽越人，尤其是其统治阶层和青壮人口。在群山更深处的溪峒，在偏僻的海岬，必然有相当数量的越人躲过了迁徙的浪潮。他们像受惊的兽类，隐入更幽深的竹林与洞穴，或是漂向更遥远的岛屿，形成了所谓的“逃遁山穀”。他们是这片土地最古老的基因，是文明断层下的潜流。

那些北迁者的歌谣最终消散在淮河的风里，而来自会稽郡(后为扬州)的汉人移民，如同细微的溪流，开始缓慢渗入这片“空虚”之地。他们带来了铁制农具、稻作技术和北方的信仰，在沿海的沙埕、内山的谷地建立起最初的汉人聚落。汉人移民，在官方组织与自发流徙的双重推动下，缓慢而坚定地进入闽东。这些移民的来源复杂：

——屯戍的军人与家属：汉朝为巩固东南，在要害之地设立军事据点，驻军屯田。这些士卒来自天南地北，退役后往往就地落户。

——流放的罪吏与囚徒：汉代将东南沿海视为蛮荒边地，是流放犯人的重要目的地。其中不乏有知识、有技能的官吏。

——躲避中原战乱的流民：西汉末年的社会动荡，新莽时期的乱局，都驱使北方百姓向南迁徙，寻找安身立命之所。

——追逐渔盐之利的商贾与工匠：闽东漫长的海岸线有着丰富的渔业资源，沿海滩涂适合煮海为盐。利益的驱动，吸引着冒险者。

他们从海路踏波而来。新移民从会稽郡(今浙江)乘着改良过的、更适合沿海航行的船只南下，利用夏季东南季风，在沙埕港、三沙港、三都澳沿岸寻找登陆。

他们从陆路翻山越岭而来。汉人穿越闽浙交界的古道，进入古田、屏南、寿宁等内陆山区。或从江西经武夷山隘口进入，散居于山谷盆地。

这些早期移民面对的，是一个百废待兴又危机四伏的世界。他们用从中原带来的铁制锄、锸，砍伐林木，开辟出小小的田地，种下北方的粟、麦，也学习种植南方的水稻。他们在沿海的沙埕、牙城，内山的谷地，建立起最初的汉人聚落。这些聚落往往背山面水，筑有简单的栅栏，既是家园，也是堡垒，提防着可能的野兽、残存的越人，以及同样艰难的生存环境。

文化的碰撞与层叠，就在这日常的生存中悄然发生。

在建筑上，越人传统的“干栏式”建筑(下层架空养畜，上层住人，以适应潮湿气候和防蛇虫)逐渐与汉人的土木结构相融合。汉人发现干栏式建筑的优点，加以吸收改进;而越人也开始学习汉人更复杂、更先进的木构技术和夯土版筑。

在生产上，汉人带来了更先进的铁制农具和牛耕技术，提升了开垦和耕作效率。而越人传授给汉人如何在山地实施“火耕水耨”，如何识别山中的物产，如何制造更适合沿海捕捞的舟筏。

在信仰与习俗上，层叠的痕迹更为深邃。汉人带来了北方的祖先崇拜、社稷祭祀，带来了对儒家伦理的初步尊奉。但越人古老的信仰并未消失。对蛇的图腾敬畏，从闽越族的“闽”(门内祀蛇)字便可见一斑，它潜藏于社祀的角落，后来演化为闽地特有的“蛇王庙”信仰。那些山林水泽的“山鬼”“水怪”传说，也融入了汉人的民间信仰体系，变得模糊而神秘。

最深刻的融合，发生在语言之中。

这些早期汉人移民带来的，主要是古代吴语、楚语及中原雅言的成分。在与土著越人(其语言属壮侗语系古越语分支)的长期接触中，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越语中大量的词汇，特别是关于当地独特自然物产、地形地貌、生活习俗的词汇，进入了汉移民的语言。今天闽东话(属于闽语侯官片)中那些无法用传统汉字字书解释的、古奥独特的词汇和发音，或许正是古越语在汉语方言底层留下的深层“化石”。比如一些地方将“锅”叫“鼎”，将“人”叫“农”，将“房子”叫“厝”，都能在古越语或其它南方民族语言中找到渊源。

这是一个缓慢的、双向的“汉化”与“越化”同时进行的过程。通婚在发生，血统在融合。一个“逃遁”的越人部落，可能在某一天接纳了流落的汉人铁匠;一个汉人村落，也可能为生存而学习越人的渔猎方式，甚至崇拜起当地的山神。界限在生存的压力下变得模糊。

当西汉的落日余晖散尽，东汉的曙光初现时，闽东大地上，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正在孕育。它不再是纯粹的越人天下，也不是简单的中原复制品。它是由残存的越人后裔、早期的汉人移民以及两者融合产生的新生代共同构成的混合社会。他们开垦的土地星星点点，连接成片;他们驾驶的船只穿梭于海湾，进行着小规模的交换;他们的语言南腔北调，却渐渐能彼此沟通。

山海之间，炊烟重新袅袅升起。虽然稀疏，虽然微弱，但它预示着新生。这片被汉武帝视为需要“清空”方能归化的土地，正以其顽强的生命力，用一种更自然、更缓慢、也更根深蒂固的方式，进行着文明的再生与重构。它不再需要一场惨烈的征服与迁徙来开启新的篇章，因为新篇章的序曲，已经在移民的斧伐声、渔夫的号子声和婴儿的啼哭声中，悄然写就。

秦时那轮照过戍卒的明月，依旧高悬。而汉时那座隔绝又沟通的“关隘”，已从有形的楼船与诏令，化为了无形的文化碰撞与融合的边界。在这边界的此消彼长中，一个独特的、山海交融的闽东，正慢慢显露出它最初的轮廓。它为即将到来的三国时代那一声“设罗江县”的建制钟鸣，准备好了敲钟的人。　　□ 郑承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