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党史工作者迟来的告白

丰碑不一定非要用石头砌成，

也可以用文字堆起。

我用了四十多年才读懂，

对一位烈士最大的敬意，

就是把他的名字刻进后人的心里。

——题记

期待的眼睛

1984年，宁德县(今蕉城区)政府与黄家祥亲属几经辗转，终于在山西代县找到牺牲已四十余年的黄家祥遗骸，迎回故里安葬。民政部追认其为革命烈士。

那时，我在宁德县委党史办工作。

深秋的一个下午，一位举止端庄的中年女子走进办公室。

“你是小陈吧?我是黄老师。”

“黄老师好!”我立刻反应过来——她是黄家祥的小女儿黄华玉。瓜子脸，眉眼间与资料里那位年轻烈士有几分神似。

我给她倒了杯热茶。她坐下来，缓缓说起父亲的事。

可说了好一阵子，只有一个模糊的轮廓：早年离家，投身革命，牺牲在抗日前线。毕业于上海法政大学，进过延安抗大，曾任山西代县司法科科长。

黄家祥烈士像

至于更多细节，几乎没有。

她望着我，轻声问：“小陈，我父亲的资料，党史部门是否能帮忙收集整理?”

那一眼，我至今难忘。

我明白她的意思——她希望父亲不再只是一个名字，而是一段被记住的历史。

我答得谨慎：“黄老师，找到您父亲不容易。这样吧，亲属这边先把能提供的材料交给我们。”

我没有正面答应，也不敢轻易许诺。

当时的党史办刚成立不久，人手少、任务重。我们的重心，是编写本县地方革命史，聚焦本地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和重要人物(县级以上领导)。而黄家祥在外省工作，按“属地管理”原则，主要事迹应由山西方面收集整理。

再加上，县级党史部门通常优先整理职级较高、档案较全、影响较大的领导人，基层烈士多以名录或简介处理。

黄家祥的职务是山西省代县司法科科长，又远在千里之外，材料收集难度加大。

于是，这件事没能列入当年工作计划。

这样，我们错过了走访他老战友、老部下的最佳窗口期。那些知情者相继离世，许多细节，便永远沉入了历史。

四十多年过去了，黄华玉那双期待的眼睛，仍在我脑海中闪动。

无声的叩问

1985年，另一位“失踪”多年的宁德籍烈士蔡威(蔡泽鏛)被找到。

他与黄家祥的经历惊人相似：出身大户人家，早年外出求学，参加革命，此后音讯全无，数十年后才被确认牺牲。

不同的是，蔡威很快被列入当年福建省党史专题。任务层层下达，我也因此承担了撰写《蔡威传略》的工作。

1985年下半年至1986年上半年，我们奔赴北京、武汉、广州，走访蔡威老战友，查阅档案，顺利完成了《蔡威传略》专题任务。

蔡威的事迹，由此逐步清晰、完整。

而黄家祥，因为没有列入专题，家属只能以私人名义前往山西代县，靠个人力量寻访知情者，收获有限，遗憾颇多。

短短两年间，两位烈士先后“被找到”。一位得到系统整理，一位因种种原因悄然搁置。

这种反差，让我的内心感到深深的震撼。

作为亲历者，它更像一种无声的叩问，压在我心头几十年。

策划“三杰园”

岁月流转，党史研究不断深入。宁德老城区的红色历史，逐渐被更多人关注。

在宁德市老城区的鹏程古街与学前街、南门、大华路一带，清末民初聚居着蔡、郑、黄、陈诸大姓富商望族。从这青砖灰瓦的深宅大院里，走出了三位改变闽东革命史走向的青年郑长璋、蔡威(原名蔡泽鏛，又名蔡景芳)、黄家祥。

他们不仅同出一个城区，同出大户人家，同受高等教育，更彼此缔结了姻亲关系：郑长璋于1923年迎娶蔡威的堂姑蔡彩珍为妻，是蔡威的堂姑丈;黄家祥则娶蔡威的表妹王灼珍为妻，是蔡威的表妹夫。三人以蔡家为纽带，结为甥舅。连襟式的革命亲缘，被誉为宁德老城区“红色三杰”。

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他们本可安享士绅阶层的优渥生活，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下，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自己的阶级出身，义无反顾走上革命道路，最终都为新中国诞生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黄家祥烈士在抗大第三期学员名录中

蕉城区委、区政府在蔡威故居建起了事迹展览陈列馆，先后获评总参某部“技侦光荣传统教育基地”、中宣部“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中办机要保密基地，成为闽东一张亮丽的红色名片。

蕉城区委、区政府又修缮了郑长璋事迹展览馆，纪念这位闽东第一位共产党员。

唯独黄家祥，仍缺席于这片纪念版图。

2021年5月，“三杰园”项目由我负责前期筹备。宣传黄家祥烈士，迎来了一个好机会。

同年8月，蕉城区政府召开专家评审会。我们依托南漈山的自然与人文资源，将郑长璋、蔡威、黄家祥三位烈士的事迹整体纳入，打造集党性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红色文化传播于一体的综合园区。

在设计方案中，黄家祥的展区被分为四个篇章：

——年少求学。1909年，黄家祥生于上海富商之家，兄弟六人，他排行第二。父辈在上海经营“黄砚记”商行。1923年，他随四叔赴沪求学，后考入上海法政大学，在校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投身革命。面对父亲“弃学从商”的要求，他选择走上革命道路。“一·二八”事变后，他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1年，他将自家商行价值约二百两黄金的日货悉数没收、充公，哪怕遭家人责难，也未曾动摇。

——为国献身。1937年6月，他经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奔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次年，分配至晋察冀边区，任山西代县司法科科长。在日军“铁壁合围”的严酷环境中，他与群众同甘共苦，布衣蔬食，半茹糠秕，却始终斗志不减。

1942年9月25日凌晨，他在五台县红表乡榆林村组织会议时，突遭日军包围。为掩护同志和群众突围，他主动留下阻击，腿部受伤后仍拒绝撤离，反向敌人方向走去，故意暴露自己。当日军逼近时，他拉响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炸死炸伤日军小队长一名、士兵两名。他的名字，至今镌刻在代县烈士陵园的碑亭上。

——英名流芳。在“三杰园”的综合展馆中，他与郑长璋、蔡威并肩而立，供后人瞻仰。

然后，遗憾的是“三杰园”项目，只停留在前期策划阶段。

迟到的展示

错过了征集资料的最佳窗口期，再也不能错过宣传的最佳切入点。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作为一名地方老党史工作者，我对这个节点异常敏感。这一年，挖掘黄家祥烈士史料的工作有了转机。

2025年3月，我拨通了黄家祥外孙梁敏生(黄家祥二女儿黄桂玉儿子)的电话。第二天，我与梁敏生、马驰(黄家祥外孙、大女儿黄鸣玉儿子)聚在一起。

我看着梁敏生，坦诚地说：“41年前，你姑姑黄华玉找过我。因种种原因，我们错过了收集资料的最佳窗口期，这件事我内疚了几十年。今年是抗战80周年纪念，是宣传黄家祥烈士的好时机。”

梁敏生沉默片刻，感叹道：“1984年找到外公后，资料一直零散。时隔40多年，再挖掘确实太难了。”

“虽然当年的知情者大多不在了，但新的窗口打开了。”我鼓励他，“随着地方党史资料的研究，相信山西代县的党史等部门，一定有我们不知道的线索。”

宁德市中共党史和地方志学会专项工作组奔赴延安

这一次，建议很快得到了蕉城区委、区政府的高度重视。

2025年5月26日，由区委宣传部牵头的寻访组踏上征程。

这是继1984年之后，家属与官方第二次大规模北上。

在代县，寻访组查阅了《代县革命历史图集》《代县英烈谱》等大量史料。遗憾的是，由于年代久远，关于这位烈士的记载仅有寥寥数语。但在泛黄的纸页间，我们还是捕捉到了蛛丝马迹。

基于这些新的发现，2025年，蕉城区举办了黄家祥烈士事迹展。展览系统地梳理了那条跨越时空的寻亲路：

1955年，黄国醒致信中央军委寻父;

1983年，山西回信带来突破性进展;

1984年，民政部颁发烈士证书，黄国醒、黄华玉兄妹以及孙子黄元远赴山西，在榆林村群众含泪护送下，将“黄科长”的遗骨迎回故里;

2022年，以此为题的纪录片《一张老照片》荣获国际影像大赛金奖……

赤子家风馆

2025年9月30日，宁德市中共党史和地方志学会成立，梁敏生当选副会长。2026年初，在会长陈其春的提议下，筹建“黄家祥赤子家风馆”被正式列为学会核心议题。

这不仅是弥补遗憾，更是重塑丰碑。

2026年3月10日，我陪同梁敏生、蔡威事迹展览馆馆长张神敬，启动“苏沪行”，追寻烈士早年在上海法政大学的足迹。

紧接着，4月12日至17日，陈其春率领学会专项工作组奔赴山西。

山西代县

在延安抗大纪念馆，我们在《抗大第三期学员名录》中，清晰地看到了“黄家祥”三个字，首次印证了他1937年投笔从戎的足迹。

在五台县榆林村，89岁的老村主任拉着我们的手，还原了烈士拉响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的壮烈瞬间。

在忻州、代县，我们不仅查阅了档案，更与当地建立了长效协作机制。

这次溯源之行，填补了史料的空白。我们终于厘清：黄家祥1938年抗大毕业后，被分配至晋察冀军区二分区四团，参加了百团大战;1941年调任代县司法科科长，直至1942年壮烈牺牲。

如今，借着宁德老城区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东风，“闽东之光·赤子家风馆”系列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中。由宁德中共党史和地方志学会主编、由梁敏生主创的《追寻·黄家祥资料汇编》(暂定名)也将列入《闽东之光》系列丛书。

站在榆林村那条深邃的山谷前，我仿佛看见了42年前的那个清晨。那个叫黄家祥的年轻人，为了保护村民，义无反顾地走向了敌人。

42年前，我没能把他的名字刻在书里;42年后，我们终于把他迎回了家。

原来，丰碑真的未必是用石头砌成的。

当“黄科长”的名字在榆林村被老人念起，当他的故事在闽东的红土地上流传，这座用几代人接力守护铸成的精神丰碑，比石头更坚硬，比岁月更长青。　　□ 陈国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