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临困难

一九三四年底，中央红军踏入贵州。从瑞金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人，经湘江一役折损过半，余部仅剩三万多人。

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在拼命截收国民党军无线电——这是毛泽东后来说的"打着灯笼走夜路"的那盏灯。

军委二局的前身，是一九三二年在瑞金组建的“中革军委总司令部谍报科”。局长曾希圣，破译骨干曹祥仁、邹毕兆等，在苏区时期已建立起正规的侦收—破译—上报流程。至长征前夕，二局已先后破译蒋介石侍从室颁发之中央军密本、鲁涤平与何键湘军各部密本、陈济棠粤军密本及十九路军部分密本，累计掌握国民党军各类密码本及偏移规律百余种。重要敌情经曾希圣签阅后，直送朱德、周恩来，有时甚至呈报毛泽东。

这支无形的眼睛，是军委决策的关键依托。

然而，长征开始后的“围追堵截”，使二局的破译工作遇到很大困难。

设备方面。笨重的电子管收信机、手摇发电机、长线天线和配套器材全靠人力抬运。湘江战役后，15瓦以上的收信设备损失殆尽，主要靠5瓦轻便侦收台工作，灵敏度大受限制。

为应对急行军，曾希圣采取“梯队接力”：一组先走，一组留在制高点架机侦收，抄完再赶路接替前组。但在山区遮挡与阴雨天气下，信号衰减或中断频发，一旦漏抄敌军密电，便无法进行频率分析与上下文比对。加之多路敌军(中央军、湘军、桂军、黔军、川军、滇军)分散在不同频段，使用不同密本与呼号，二局仅有的3至4部侦收台难以全频段覆盖，敌军临时换频极易导致漏听。中央红军器材损耗同样惊人，出发时百余担无线电器材，到陕北仅余约一担，电子管震裂无法替换，干电池与收报纸极度紧缺。

破译方面。国民党军频繁更换密本，“一战役一密本”，甚至“一天一密”成为常态。蒋介石察觉密电疑似外泄后，严令各军“多备密码，每日调换使用”。特别是1933年后，蒋介石聘用外国顾问编制“猛密”“特别本”，完全脱离中文电报明码底本，自编万组四位数对应表(单表或多表替换)。同时，围追堵截中各路敌军体系繁杂，二局侦收员必须先判断密电出自哪部密本，方能代入对应破译表，误判即导致破译失败。破译组不得不从零摸索新密本规律，工作量呈倍数增长。

二、未雨绸缪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旬，红四方面军总部发现：中央苏区各台信号突然全部消失。徐向前将蔡威、王子纲、宋侃夫叫来问话，三人确认中央各惯用呼号(军委五台、六台及各军团台)均无发射。

徐向前沉吟片刻，下达三道命令：“中央必有大动作，他们不说，我们就自己看——从敌人嘴里问出来。二台全力侦收追兵密电，判断中央去向和周围敌情;一台每晚在老波长上低功率发呼‘四方面军在此守听，请中央回叫’，等他们恢复联络;把破译好的川军密码、周边敌情整理归档——联络一通，第一时间拍过去!”

三台随即各归其位：

一台(台长王子纲)：每夜宿营后在约定频率发呼，持续数周无应答，改搜备用频点仍无果，但坚持守听不辍，逐日记录“中央台无声”天数。

二台(台长蔡威，主攻技侦)：此前主要侦收刘湘“六路围攻”东线密电，已破译田颂尧“通密”、刘湘“智密”“统密”及黔军部分密码。此时大幅转移注意力，专盯湘军、桂军、薛岳兵团及川军潘文华部密电。从“追剿军令某部向何地截击朱毛”“川南岸总指挥饬某某师进驻何县构筑碉堡”等密文中，逆向推演出中央红军已过潇水、入黔境、向乌江逼近，并积累川军“智密”新版及黔军密本样本。蔡威常言：“敌人换密本我们不怕——公文程式变不了，明码窗开着就能摸进去。”他依靠报头报尾明码(时间、地名、番号)做锚点，对照已掌握旧本推演偏移，结合战场上下文猜译，通常两三个小时即可恢复新密本可读性。

三台(台长宋侃夫兼电务处长)：保障油料、收报纸、电池;组织人员将已破译各路敌军电码本与偏移规律分类归档;逐日记录“中央台无声”天数——到十二月中旬已达六十余天。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中革军委用15瓦电台在贵州黎平附近首次向红四方面军发报，传达黎平会议决议，要求红四方面军配合钳制川军。

红四方面军50瓦大台早已在守听，成功抄收。失联七十天，电波重连。

徐向前得知中央台恢复的瞬间，只说了一句：“把准备好的敌情汇总，立刻拍发。”这份“准备好的敌情汇总”，他们等了两个多月，早把功课做足。

三、雪中送炭

一九三五年一月四日，由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联名签发的敌情通报，经红四方面军50瓦大台拍发，由中革军委三局(局长王诤)于贵州瓮安—猴场一带宿营时收到。

该电收录于《红军长征·文献》第276页，全文约三百字：

“廖泽之援黔所谓模范师第三旅及穆瀛洲旅共六团，原集中泸州拟取道南川、正安入黔。刘湘约五师，陈鸣谦部及田中毅旅共约九团在川南，陈之达在石柱、黔江，袁旅在涪陵、彭水，田旅在酉阳、秀山正赶筑碉堡取守势，咸丰为渝团，来凤为潘旅，古宋、叙永、赤水一带无敌。肖、贺已占慈利……刘湘六十团在绥、宣、城口，李、罗、杨森共约三十团分布营山双河场、仪陇前方至新政坝线，田敌颂尧三十团在阆、苍、南嘉陵江两岸。邓锡侯敌十五团在昭化、广元、剑阁一线，胡宗南师之丁旅到广元……东方城口一带山大、穷困、人口少，西方有嘉陵江、剑阁、碧口之险，再采取决战防御亦非良策，如何请示。”

这份电报为中央红军提供了三个关键判断：

第一，画出包围圈。电报将中央红军周围十七支国民党部队——薛岳、吴奇伟、周浑元中央军，川军刘湘各部，黔军王家烈部，湘鄂各路的番号、兵力和当前位置逐一标出，使军委首次获得较完整的敌军部署态势图。特别点明川军主力被刘湘用于堵截贺龙、萧克部于川湘边及构筑川北嘉陵江防线，“取守势”，并未大举深入黔北腹地。

第二，指出薄弱环节。最关键一句：“古宋、叙永、赤水一带无敌。”刘湘忌惮蒋介石中央军借追剿之名入川，不敢将川军主力过早投入黔境，仅在长江沿线做象征性布防。泸州以南至赤水河北岸、叙永以东暂时存在兵力空隙，为黎平会议确定的“北渡长江与四方面军会合”提供了具体的可行走廊。

第三，汇报四方面军情况与建议。电报说明四方面军正与刘湘、田颂尧、邓锡侯、胡宗南部对峙，暗示可策应中央红军北渡(后于一月二十二日发起广昭战役牵制川军)。并委婉提醒：“东方城口一带山大、穷困、人口少，西方有嘉陵江、剑阁、碧口之险，再采取决战防御亦非良策”——含蓄建议中央勿向东去贫瘠城口，亦勿向西硬磕剑门关，而应北渡长江实现两军会合。

四、柳暗花明

此时是一月四日。中央红军正强渡乌江天险(一渡乌江在一月二至三日)，一月七日占领遵义。距遵义会议开幕(一月十五日)尚有十天。

这份电报送达军委，为中央红军决策产生了三方面实质作用：

其一，电报明确告知：川军主力“取守势”于川北及川湘边，黔北相对空虚;长江沿线泸州—宜宾段暂未完全锁死，“古宋、叙永、赤水一带无敌”说明北渡尚有窗口期;尾随追兵被乌江阻隔。这等于告诉中央，可以短暂立足遵义，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中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军事领导和战略方向问题。朱德后来对蔡威说：“你们经常在深夜把破译敌人电报的情况整理电告我们……使我们敢于在遵义停下来开会。”

其二，为遵义会议“北渡长江、建立川西北苏区”提供关键敌情依据。黎平会议已决定放弃去湘西，改在川黔边建立新苏区。但是否渡长江，全看川敌虚实。一月四日电报证实：川军在长江沿线暂未完全封闭，“叙永—赤水走廊暂空”说明北渡窗口存在，且四方面军表态可策应(拟发起广昭战役)。遵义会议上，政治局基于包括这份情报在内的综合敌情判断，做出决议：“渡过长江，进入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创建川陕甘苏区。”后因川军迅速封锁长江，中央红军被迫调整为四渡赤水，但最初的北渡决策正是以此情报为重要支撑。

其三，决定了一渡赤水前的行军走向。一月十九日，中央红军从遵义出发，按遵义会议决议向西北开进，经桐梓、松坎指向赤水城、叙永，寻机北渡长江——这条路线正是建立在“叙永—赤水走廊暂空”的判断之上。

(未完待续，请看下集《转折》)     □ 陈国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