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中央红军血战湘江后由八万六千余人锐减至三万余人，“最高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单纯防御、短促突击的“左”倾军事指挥已遭普遍质疑。对“下一步去哪、听谁的”并无共识。血的教训让领导层形成共识——必须清算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路线错误。

如何解决问题，最佳方式当然是召开高层会议。但何时开、在哪儿开、有没有底气停下来的问题，悬而未决。

一、不得不开的会

通道会议(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湖南通道县)。博古、李德仍坚持原定计划“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而蒋介石已在湘西芷江、沅陵一线布下约十五个师重兵口袋等待。毛泽东力主放弃北上，提出“转兵贵州”——黔军战力弱、贵州无重兵战略集团，可避敌锋芒并寻机休整。会议采纳毛泽东建议，同意西入贵州，暂缓北进湘西。

这是长征以来，首次在战术行动上改变“三人团”既定决心，但未变更最高军事指挥体制，也未形成政治局决议。

黎平会议(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贵州黎平县城)。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的根据地的决议》，否决去湘西的原定战略，明确“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建立新苏区”，责成军委按此执行;再次批评博古、李德战略方针错误，但未撤销其职务。

这是首次以政治局决议形式改变全党全军的军事战略方向，为向遵义开进提供政策依据。

猴场会议(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贵州瓮安县猴场/草塘)。为进一步约束李德、博古独断指挥，会议通过《关于渡乌江后的行动决定》，重申黎平决议，规定“关于作战方针及时间与地点，须军委向政治局报告并得其批准”。

这实际上剥夺了李德对日常军事行动的最后决定权，为遵义会议全面解决军事指挥体制问题清除程序障碍。

通道—黎平—猴场三次会议逐步解决“往哪走”，却未解决“谁指挥、按什么路线指挥”。至一九三五年一月上旬红军占遵义后：

湘江惨败证明“左”倾军事路线已危及生存;李德、博古指挥权已被限制但仍居高位，军委决策机制不清;党内军内(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刘伯承、张闻天、王稼祥等)普遍要求清算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单纯防御、短促突击等错误战法。

此时若再不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更换军事领导、清算错误路线、重组指挥体制，红军即便闯过乌江也将在下一步北渡长江或转战中因指挥混乱再遭重创——遵义会议已是不得不召开的那一场。

但开会本身需前提条件：中央纵队与主力军团能在一座有房屋的城市集中停留数日，且四周追敌(薛岳、川军、湘军)不会立刻合围上来。

二、为何在遵义开

中央红军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凌晨智取遵义。此前数日正强渡乌江，能否将首脑机关停驻一座城市召开为期三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不取决于意愿，而取决于对四周敌军动态的精准掌握——必须确认：追兵被挡住、合围未形成、黔北短期安全。

这一判断来自军委二局技侦破译与红四方面军蔡威团队敌情通报的相互印证。

军委二局逼近乌江时持续侦收贺国光行营、薛岳、周浑元密电，综合得出：

薛岳中央军八个师(吴奇伟、周浑元两部)：蒋介石令薛“追剿”但实则要薛帮王家烈肃清黔境、控制贵阳，薛部主力抢占贵阳、清镇、龙里，暂未北渡乌江追剿红军，与红军隔江对峙;

湘军(何键部)：被红二、六军团(贺龙、萧克)牵制于湘西芷江、沅陵一带，短期内不可能西进入黔合围;

黔军王家烈部：主力分散驻防桐梓、湄潭、金沙，遵义城仅侯之担部残部两三连，主力已北逃。

红四方面军蔡威团队：一九三五年一月四日综合敌情通报:

逐一列出中央红军周围十七支国民党部队——川军刘湘(郭勋祺、廖泽、范子英旅)、田颂尧(孙震部)、邓锡侯(黄隐旅);黔军王家烈(柏辉章、何知重、犹国才、侯之担各部)及廖泽配属;中央军上官云相、萧之楚、樊崧甫等部——分别注明各部的位置、兵力、当前任务与预计动向;

特别指明：川军主力被蒋介石令堵截长江一线(叙永—宜宾)，黔北王家烈部薄弱且分散，湘军被红二、六军团牵制滞留湘西，薛岳正向贵阳开进暂未北渡乌江;

附带告知：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坚持反六路围攻，可策应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会合。

后续情报指出川军刘湘部，怕红军入川更怕蒋军借追剿名义入川，奉蒋介石令将郭勋祺、廖泽、范子英等旅布于川南长江沿线(合江—宜宾—叙永)堵截，仅令廖泽旅一个团抵黔北松坎警戒，大部队不进入贵州。

据此二局向中革军委提交综合敌情报告：“黔北空虚，追兵被乌江阻隔，薛岳暂驻贵阳，川军堵长江不入黔，湘军不过界，未来数日无重兵合围。”

朱德、周恩来据此于一月五日下达《关于我军七日进占遵义城的部署》，明令各军团向遵义开进休整。中央红军遂得在遵义停留约十二天(一月七日至十九日)，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供时间窗口。

红四方面军蔡威团队与中央军委二局所提供的情报交叉印证：“黔北出现安全窗口期”的判断，使中革军委对全局敌情首次获得全景视图。

尤其通报中强调“川军注意力在长江堵截、四方面军仍在川北坚持”，为遵义会议后作出“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战略抉择提供外围情报参照。

中央红军进驻遵义并停留十余天召开遵义会议，是基于：红四方面军蔡威团队1月4日综合敌情通报交叉印证黔北空虚、周边十七路敌军态势及四方面军在川北坚持。军委二局综合确认薛岳暂驻贵阳、川军未入黔、乌江阻隔追兵。两份技侦情报互为佐证，共同构成“遵义可开会”的决策依据。

遵义能成为“生死攸关转折点”，首先因为它是一个被情报确认过的安全窗口。

三、会上定了什么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老城柏辉章公馆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及各军团主要负责人(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及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聂荣臻、林彪等)，博古主持，周恩来作副报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作系统批判发言。

遵义会议决定:

1.否定“左”倾军事路线，通过《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

会议通过由张闻天根据毛泽东发言精神起草的决议(史称“遵义会议决议”)，明确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及长征初期在军事指挥上“主要的错误是单纯的防御路线的采用(专守防御——引者注)，以短促突击的战斗支持阵地战，放弃了诱敌深入与运动战原则”，否定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肯定毛泽东、朱德等提出的运动战、诱敌深入、灵活转移等基本作战原则。

2.改组中央领导机构，重组军事指挥体制

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原有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之“三人团”中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李德此后不再过问作战指挥);会后于一月下旬向云南扎西(今威信)转移途中，常委分工确定张闻天(洛甫)代替博古负党中央总责。

一九三五年三月上旬，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亦称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全权负责军事指挥——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毛泽东实际上成为军事决策的核心参与者与主导者。

至此，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共中央长达四年多的统治，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形成新的中央领导集体。

毛泽东后来谈及：“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如果不先开遵义会议解决领导问题，四渡赤水也打不出来。”(参见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吴黎平《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1期。)

四、重塑指挥体系

遵义会议前最高“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奉行阵地战、短促突击、直线北渡，拒绝大范围迂回。会议取消博古、李德军事指挥权，会后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亦称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全权指挥军事——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毛泽东实际上成为军事决策的核心参与者。会议将被否定的“左”倾教条主义作战原则替换为毛泽东主张的“在运动中歼敌、不打无把握之仗、大范围机动调动敌人”。

若无此次组织调整，四渡赤水中二渡回打娄山关、三渡佯动示形、四渡甩敌南下等违背原定“直接北渡”计划的临机变向，均无法获得批准与执行。

会议解决了“谁说了算、按什么路线打仗”问题，结束了湘江后中央层的严重分歧，使各军团在极端艰苦的四渡赤水过程中能服从统一号令、执行复杂机动。

遵义会议结束“左”倾错误统治、重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运动战指挥体制，没有遵义会议，四渡赤水的打法不被允许;

军委二局破译敌军密电，红四方面军蔡威团队提供情报。使每一次渡河时机选择有据可依。没有情报支撑，四渡赤水的打法无法落地。

毛泽东后来谈及：“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如果不先开遵义会议解决领导问题，四渡赤水也打不出来。”

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指挥权回到懂打仗的人手里。转折，从来不是某一天忽然发生的。它是一个被情报确认过的窗口，加上一次敢于自我纠正的会议，再加上一双终于握住缰绳的手。

转折由此开始，四渡赤水由此开始，长征由此开始真正地活过来。

(未完待续，请看下篇《“误”与“变”》)

注①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上卷第四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详载通道—黎平—猴场递进关系及遵义会议背景; 《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载彭德怀、杨尚昆等对更换军事指挥的要求;《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收入黎平、猴场决议原文;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载红四方面军同期提供川敌情报。

注②邹毕兆相关回忆载《百年潮》2006年第12期;曹祥仁之女曹索菲整理《曾希圣与军委二局》，载同期刊。朱德1935年1月5日《关于我军七日进占遵义城的部署》电令，收入《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载“二局不断破译敌人电报，使军委对周围敌军部署心中有数，敢于向遵义开进”。《四渡赤水战役中的情报工作》，中共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官网/人民网党史频道2014年。

注③宋侃夫《红四方面军电台始末》(1981年口述整理)，收入《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老同志回忆录选编》;亦见《红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工信部《中国电子报》2011年刊《无名英雄蔡威：破译川军密码 支援中央红军》，引蔡威团队拍发之中革军委电文节录。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载四方面军电台向中央红军拍发川敌及周围敌情综合通报。

注④《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1935年1月17日会议通过)，收入《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亦载《六大以来》下册，中央档案馆编，人民出版社1980年。

注⑤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年2月或稍后写成，向共产国际汇报用)，收入 《陈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及《红军长征文献》;伍修权《我的历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 《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上卷第四章"遵义会议和四渡赤水"，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注⑥《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1935.1.17)，收入《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收入《陈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伍修权《我的历程》(解放军出版社1984); 《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金冲及主编 《毛泽东传(1893—1949)》上卷第四章“遵义会议和四渡赤水”，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红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宋侃夫《红四方面军电台始末》，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1981年收录。《四渡赤水战役中的情报工作》，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官网/人民网党史频道2014年。《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 陈国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