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央电示
一九三五年一月四日，红四方面军把破译好的川黔敌情拍往中央红军。中央收到，如获至宝——不只是因为那三百字标出了“古宋、叙永、赤水一带无敌”，更因为电报那句请示：“再采取决战防御亦非良策，如何请示。”
红四方面军在等待着中央的决策回电。
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遵义会议开完。新组成的政治局常委分工确定毛泽东协助周恩来军事指挥，红军总司令部重新拟定战略：渡过长江，进入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创建川陕甘苏区。为实现这一点，必须让四川军阀——主要是刘湘——把注意力从川南长江沿线及追堵中央红军身上，分散回川北嘉陵江防线。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二日，中革军委以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名义致电红四方面军(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
“据赤水、古宋、叙永一带无敌情，我野战军拟于旧历年底(按即约2月3日前后)渡江，进至四川叙府(宜宾)—泸州—纳溪之上游，渡江北进与兄等协同作战，创立川西北苏区。因此，兄处须立即针对嘉陵江西岸之敌，发动进攻，以牵制川军，务使敌不能抽调更多兵力南下追堵我野战军。第一步，向昭化、广元及该地以南之敌攻击，得手后续向绵阳、江油方向发展，以彻底调动敌人，配合我野战军渡江。”
这封电报，确认北渡意图：告知四方面军中央红军正准备从叙永—宜宾段上游渡长江入川;明确策应要求：令四方面军立即向嘉陵江以西之敌(邓锡侯、田颂尧部据守广元、昭化、剑阁、青川一线)发起进攻，“务使敌不能抽调更多兵力南下”;提示发展方向：得手后可向绵阳、江扣(江油)发展，彻底搅动四川腹地逼刘湘回防。
简言之，中央下令：打嘉陵江沿线之敌，把刘湘的兵从川南往北拽回去。
二、广昭战役
徐向前、陈昌浩接电后，立刻调整部署。此时红四方面军经反六路围攻胜利转入反攻，主力分布于万源—通江—南江一带，正准备收紧阵地向嘉陵江推进。
接中革军委电令当天，徐向前亲拟作战计划广昭战役：
红四军、红三十军、红三十一军各一部及方面军直属炮兵团，共约十余个团，由徐向前、王树声直接指挥。
先夺取广元、昭化两座嘉陵江东岸重镇，切断川军邓锡侯部与田颂尧部联系，威胁剑阁、梓潼、江油，迫刘湘从川南及堵截中央红军方向抽调邓锡侯、田颂尧部回防川西北。
一月二十二日起，红四方面军主力从南江、旺苍一带向广元—昭化地区急进;一月下旬包围广元城(邓锡侯部曾宪栋旅据守)，同时包围昭化(田颂尧部一个团);二月三日至五日强攻广元未克(城墙坚固、守敌凭险)，遂改以部分兵力围困监视，主力转向昭化——二月五日至七日攻克昭化，全歼守敌，毙俘数百;二月上中旬继续向羊模坝、三磊坝扩展，威胁碧口、青川，邓锡侯急调驻灌县、绵竹之第二十八军预备队及驻中坝之部队西援。
因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后北渡受阻转而回师黔北(二月中下旬)，中革军委二月十六日致电四方面军“我野战军已放弃原定渡江计划，改在黔北机动，兄处行动可依实际情况调整”，四方面军遂结束广昭战役，主力回撤准备强渡嘉陵江(后为三月末发动的强渡嘉陵江战役做铺垫)。
刘湘确从堵截中央红军方向(潘文华部、廖泽旅)抽调邓锡侯部两个旅北返，田颂尧部亦加强嘉陵江防线戒备——川军总兵力未减但被“南北拉扯”，川南截堵力度受到削弱，为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回师黔北减轻了侧背压力。
三、牵制川军
广昭战役及后续三月末强渡嘉陵江战役，对中央红军的“策应”效果明显：
第一，牵制川军主力，减轻中央红军北渡时正面压力。
刘湘最担心的是红四方面军突破嘉陵江入川西北，威胁成都平原——这比中央红军入川更触动其统治根基。中革军委一月二十二日电令正中要害：四方面军一打广元昭化，刘湘不得不把邓锡侯第二十八军部分主力从堵截方向回调布防嘉陵江，潘文华部虽仍封锁赤水—叙永线，但预备队被抽走，川南合围密度下降。
第二，配合中央红军“渡江入川与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预期。
尽管因川军迅速封闭长江沿线(郭勋祺、潘文华到位)中央红军最终未能实现一渡后北渡长江，但四方面军的积极策应——打嘉陵江、准备接应——使中央在遵义会议做出“北渡与四方面军会合”决策时有现实可期待的战友呼应，而非孤军盲动。这对坚定战略方向、维持士气有重要意义。
第三，东西呼应，迫使蒋介石分散追剿兵力。
蒋介石“追剿”总部(贺国光行营)原可集中薛岳、周浑元加川黔各军全力围死中央红军。四方面军在川北发动攻势后，蒋不得不分兵关注川西北(令胡宗南丁旅加强广元、碧口防堵，令陕军孙蔚如部南移勉县堵截)，追剿中央红军的总兵力被部分稀释——这是战略层面的“策应”，虽不能直接解围某次战斗，却从全局上降低了中央红军被全歼的风险。
徐向前后来在 《回忆录》中说得很直白：“中央要我们配合，牵制川军。我们就打了广昭，后来又强渡嘉陵江。这是执行遵义会议后中央军委的命令，也是兄弟部队之间的责任——他们在前面走钢丝，我们在后面敲锣吓唬追兵。”
一月四日，四方面军把敌人的底细拍给中央——那是“驰援”。一月二十二日，接中央电令挥师打广元昭化——那是“策应”。千里之外的枪声，替另一支大军拽走了压过来的巨石。长征不是孤立的两支队伍各走各路，而是在电波与硝烟中彼此托住。
这才是“策应”二字真正的分量。
(未完待续，请看下集《暗战》)
注①遵义会议决议“渡过长江入川西北与四方面军会合，创立川陕甘苏区”，见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亦见《红军长征·文献》，第283—290页。
注②1935年1月22日中革军委致红四方面军电(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签发，令向广元、昭化进攻牵制川军配合渡江)，见《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306—307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303—304页;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
注③关于广昭战役发起背景(执行中革军委1935年1月22日电令)、参战部队、指挥、进程(1月22日急进，包围广元昭化，2月5—7日克昭化，向羊模坝扩展迫邓锡侯调预备队北返)及结束原因(中革军委2月16日通知放弃渡江计划)，见《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327—330页;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189—192页;《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338—339页(2月16日电)。
注④关于广昭战役牵制效果——刘湘从堵截方向抽调邓锡侯部两旅北返、削弱川南截堵助中央红军二渡赤水，见《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第330—331页;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192页; 《红军长征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85页。
注⑤关于广昭战役及强渡嘉陵江对中央红军的三重策应作用(牵制邓锡侯部北返削弱川南合围、配合北渡战略预期、迫使蒋介石分兵关注川西北)，见《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330—332页; 《红军长征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85页。中革军委1月22日电令及2月16日通知分别见《红军长征·文献》第306—307、338—339页。
注⑥关于徐向前回忆“中央要我们配合……他们在前面走钢丝，我们在后面敲锣吓唬追兵”，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192页。 □ 陈国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