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以宁德县域为个案，将杨国桢“海陆一体”理论与周大鸣“沿海民族走廊”理论下沉到县域尺度，以“异质要素的层积性聚集”为分析工具，提出“山海熔炉”概念框架。文章梳理黄瓜山贝丘、溪尾山青铜、温麻船屯、霍童洞天、黄鞠灌溉、甘棠港、三都澳开埠等文明层积节点，分析海禁、迁界、倭患等历史冲突对宁德文化品格的淬炼，考察三都澳自开商埠的制度调适意义，并回应当代陆海统筹与产业山海联动的实践。本文认为，宁德是中华文明海陆一体结构在县域尺度经历冲突、走向互嵌共生的典型样本，为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重要的县域观察窗口。

乾隆版宁德地图

引子：地图上的四千年

一张地图，摊开在案头。西北是鹫峰山脉，东南是三沙湾。中间是交溪、霍童溪、七都溪等水系，自山入海，把山与海连成一体。地图上标注着七个坐标：黄瓜山、溪尾山、温麻船屯、霍童洞天、黄鞠灌溉、甘棠港、三都澳。七个坐标，跨越四千余年。

每一个坐标，都是一次文明要素的层积——滨海贝丘的渔耕生计、内陆河谷的青铜技术、国家力量征用的造船技艺、道教洞天的神圣空间、农耕灌溉的技术秩序、海洋贸易的千年脉络、近代开埠的制度调适。它们依次叠加于同一片山海之间。这一过程，可概括为“山海熔炉”：异质文明在县域尺度持续碰撞、层积、转化的历史过程。熔炉是过程，铸魂是结果。本文的分析重点，在于这一“铸”的过程如何发生，以及被“铸”出来的文化品格究竟是什么。

一、县域尺度：文明冲突的观察窗口

中国沿海城市的文化命运，往往呈现“聚于山海，散于家国”的特征。但如果“聚散”是沿海区域的共性，宁德的独特性应当如何界定?宁德的特殊性在结构，不在现象。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在县域空间维度历经千年持续博弈、彼此嵌合，生成“山海熔炉”的文化品格。泉州之聚，是海洋文明蓬勃生长的产物;景德镇之聚，是农耕文明基础上手工业体系长期积淀的结晶。而宁德的“聚”，是陆海两类异质文明在县域尺度持续碰撞、层层堆叠形成的异质层积。

本文核心命题是：宁德是中华文明海陆一体结构在县域尺度经历冲突、走向互嵌共生的典型样本。主要依托两大理论资源来思考。其一，杨国桢“海陆一体”理论，指出“中国海洋文明存在于海陆一体结构中。中国既是陆地国家，又是海洋国家，中华文明具有陆地与海洋双重特性”。本文以此作为贯穿全文的分析工具：六层根脉的时空积淀，是“沿海民族走廊”在县域尺度下的文明层积;海禁、迁界带来的社会震荡，是海陆一体结构被国家行政力量强行拆解所产生的历史后果;三都澳开埠，则是近代背景下海陆结构重新调适的一次制度尝试。其二，周大鸣“沿海民族走廊”理论，认为“中华民族的形成是由山地文明、草原文明、农业文明和海洋文明四种文明互动构成，这四种文明的交融共生是构成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关键所在”。宁德作为全国最大畲族聚居区，畲汉长期交融共生的历史，正是多民族文化交流互鉴的鲜活例证。

黄瓜山遗址出土彩陶

区位宿命：黄金断裂带的文明含义。宁德地处长三角、珠三角两大经济区之间的海峡西岸，北接温州，南连福州，独具“北承南联、西进东出”的区位优势。但长期以来，受制于海防前线位置和交通瓶颈，宁德被经济学界称为中国沿海的“黄金断裂带”。“断裂带”不仅是地理概念，更是文明史概念——它意味着宁德长期处于两大文明板块之间的“夹缝”位置，无法形成单一的文明优势，只能依靠异质要素的层积来积蓄力量。正因为“断裂”，单一文明无法在此地取得压倒性优势，农耕与海洋两种异质文明才得以在县域尺度持续碰撞、层层堆叠，最终形成“熔炉”效应。

县域文化价值研究极易陷入以当代价值标尺简单评判古代历史的误区。本文秉持陈寅恪所倡导的“了解之同情”作为基本治学立场：先还原历史语境，再展开理解;先厘清时代脉络，再作出价值判断。同时，采用“古今视域融合”的阐释方法：既不以现代观念强行附会古人思想，也不割裂传统价值与当代社会。本文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坚持“两个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县域尺度上考察陆海文明的互嵌共生。

学术对话。杨国桢的“海陆一体”理论为中国海洋文明研究确立了宏观框架，但其论证多基于全国层面的宏观观察;周大鸣的“沿海民族走廊”概念为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提供了全新视角，但其研究多在民族学与人类学层面展开。本文以宁德县域为个案，将两大理论资源“下沉”到县域尺度，以“异质要素的层积性聚集”为分析工具，为“海陆一体”结构与“四种文明互动”提供一个可观察、可验证的县域样本。

二、根从何来：文明层积的六重脉络

(一)从贝丘到青铜：闽东文明重心的转移

黄瓜山遗址坐落于霞浦县沙江镇小马村，背山面海。1987年发现大面积贝壳堆积，确定为新石器时代晚期贝丘遗址。1989年首次发掘，地表下一米土层内发现厚10至120厘米贝壳堆积层，伴出磨制石锛、骨锥、兽骨与大量陶片。2002年，福建博物院联合美国夏威夷大学开展第二次发掘，发现至少27种海贝，还发现炭化的水稻谷粒，是东南沿海目前发现较早的稻作遗存。黄瓜山遗址年代为距今约4300至3500年(另有距今4300年至3200年的表述)，属史前海洋贝丘遗址，先民以海洋采集、渔猎辅以稻作为生，是闽东海洋史前文明的代表，也是南岛语族研究核心遗址。2024年11月，福建省考古研究院和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在“考古中国——福建闽东地区史前遗址调查”项目中对同属黄瓜山文化的厚首遗址进行考古勘探，将黄瓜山文化的考古时间推前到距今4500年。2025年9月5日，福建省文物局正式公布第三批省级考古遗址公园名单，黄瓜山遗址列入其中。

霍童芦坪岗遗址出土的青铜锛

约五百年后，文明的重心从滨海转向内陆河谷。这一转向的关键地点，是霍童镇邑坂村村北的溪尾山。2012年6月，宁德市博物馆与蕉城区博物馆联合组成的霍童溪流域考古调查队在溪尾山遗址采集到一件商周时期的青铜锛，长5厘米，宽4.5厘米，呈单斜面，表面氧化为铜绿色，内部中空且夹杂黄土。经与福建省内其他青铜器对比，考古人员初步判断这是一件商周时期的青铜锛——古代砍削木料用的工具，古代常称为“斤”。这枚青铜锛的出土，为中原青铜文明在商周时期已进入闽东提供了有力佐证。溪尾山遗址北依溪尾山，南临宽阔的霍童溪，海拔72米，相对高度34米。霍童溪流域是宁德古代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早在2000年，福建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就在霍童一带的芦坪岗遗址和瓦窑岗遗址发现旧石器，将闽东历史往前追溯至至少一万年前。

从芦坪岗的旧石器，到溪尾山的商周青铜锛，霍童溪流域构成了宁德内陆文明层积的核心地理轴线;而黄瓜山贝丘遗址则代表了滨海地带独立的海洋文明序列。两条轴线在县域尺度上并行发展、彼此呼应。黄瓜山与溪尾山之间，存在约500年以上的年代断层。断层，不是断裂，是跃迁：黄瓜山代表闽东滨海新石器海洋农耕文明，溪尾山代表霍童溪内陆河谷接受中原青铜技术的文明新阶段。从贝丘到青铜，从滨海到内陆，文明重心的转移，构成了宁德文明层积的第一重脉络，也奠定了此后数千年“陆海拉锯”的历史起点。

(二)温麻船屯：国家力量对海洋生计的征用

三国东吴倚水军立国。建衡元年(269)，东吴设置典船校尉，于闽东沿海设立温麻船屯，与横屿船屯、番禺船屯并称江南三大造船基地。另据1986年霞浦古县村出土“永安六年”墓砖，有学者认为船屯设立可能早至吴景帝孙休永安年间。关于温麻船屯具体地点，学界主流观点认为设于霞浦古县村，据沈约《宋书·州郡志》“温麻令，晋武帝太康四年以温麻船屯立”及霞浦县地方资料，东吴政权在霞浦古县村设立温麻船屯;连江说的核心依据是唐武德六年(623)温麻县移治连江，属于县治迁移后的情况，并非船屯初始设立地点。所造“温麻五会”大船，长二十余丈，可载六七百人，载货可达万斛。温麻船屯所积累的造船技术传统，为后世水密隔舱福船技艺的形成奠定了历史基础。

(三)霍童洞天：神圣空间的湮没与重生

南朝梁大通二年(530)，道教鹤林宫始建于霍童山。唐天宝六年(747)，玄宗敕封“霍童洞天”并篆刻石碣立于宫内。司马承祯《天地宫府图》将其列为三十六小洞天之首——“第一霍桐山洞，周回三千里，名霍林洞天，在福州长溪县，属仙人王纬玄治之”，北宋《云笈七签》收录此说。杜光庭《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亦将霍童山列为三十六小洞天之首。现存霍童洞天石碣，为天宝年间原物，正面阴刻篆书“霍童洞天”，左下隶书“天宝敕封”，是蕉城区目前已发现的唯一一通唐代石刻。

明嘉靖十三年(1534)，鹤林宫被洪水冲毁，石碣自此流离辗转近五百年。1952年榕树倒伏，石刻被沙土掩埋;1961年重植榕树时出土;1998年移至文昌阁;2001年回迁鹤林宫;2019年移入新建洞天亭，以防弹玻璃保护。一方石碣，千年颠沛。它的命运，恰如宁德文化本身——在洪水与战乱中湮没，又在重建与守护中重生。神圣空间的“根”，不在建筑的坚固，而在记忆的执着。

“霍童洞天”碣石

(四)黄鞠灌溉：农耕文明的第一块基石

隋大业年间，黄鞠举家迁居霍童石桥村。明何乔远《闽书》载：“黄鞠隋时为谏议大夫，谏隋帝不听，遂寻阆苑之游，来抵霍童，见其地广衍，遂起明农之意，凿断龙腰，通太湖水，挥指飞来峰塞水口，下铸铁牛镇之。”此为明代文献追述，黄鞠事迹的早期记载需进一步考证。工程分为右岸龙腰渠、左岸琵琶洞渠两大渠系，总长十余公里，灌溉农田两万余亩。核心技艺为“火烧水激”凿石法：木炭烧炙岩体，再以冷水浇淋，依托热胀冷缩使岩石崩裂，再人工开凿。历时九年，方打通龙腰山。2017年10月10日，黄鞠灌溉工程入选第四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2019年列入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至今日，该工程仍灌溉农田六千余亩。

黄鞠带入闽东的，除了中原水利技术，还有一种以技术转化自然的“开物成务”精神。这一工程确立了一种精神范式——面对自然的阻碍，不是屈服，不是逃避，而是以技术、以耐心、以代际接力将其转化。这种精神范式，在此后宁德的每一次历史转折中都将被重新激活。

(五)甘棠港：海洋贸易的千年脉络

唐末，王审知委派刘山甫主持开辟甘棠港，历经六年整治，把凶险的黄崎海域改造为舟楫通达的黄金航道。航道告成，唐昭宗赐名甘棠港。宋熙宁五年(1072)，朝廷行市易法，移置黄崎，派员监收税款，使黄崎镇与闽安镇、水口镇、海口镇并列为福州四大名港镇。

甘棠港地理位置学界长期存有争议。1984年，王铁藩在《福建论坛》第5期发表《唐末开辟的甘棠港址考》，提出甘棠港在福安下白石镇(黄崎镇)。此后，福建学术界展开热烈讨论，质疑者有“连江说”“长乐说”“福州琅岐说”等多种观点。2020年，罗承晋在《福建史志》第5期发表《闽国甘棠港即福安黄崎港新证》，以新发现的史料进一步佐证“福安说”。2024年，长乐学者提出新证据认为甘棠港在长乐。目前主要存在“长乐说”“琅岐说”“福安说”三种观点，学界尚未达成共识。本文采信福安黄崎镇一说，同时承认港址归属仍是开放学术议题。

(六)一山三教：道佛儒的空间共生

民间俗语云：“未登霍童空寻仙，不到支提枉为僧。”霍童山与支提山，在历史地理上同属“大霍山”文化空间。清乾隆年间宁德知县卢建其在《宁德县志》中辨析得最为清晰：“三十六洞天言霍童，不言支提，盖支提亦霍童之一耳。……志支提并志霍童，而不知霍童可以该支提，支提不可以该霍童。”霍童洞天的空间范围是一个“周回三千里”的文化空间，其核心区为霍童山本脉，东翼为支提山。支提山是霍童山这一“大霍山”文化空间中的东翼支脉，二者共享同一个神圣地理根基。

道教的神圣空间。唐天宝六年(747)，玄宗敕封“霍童洞天”，司马承祯《天地宫府图》将其列为三十六小洞天之首。一方“霍童洞天”石碣，天宝年间原物，明嘉靖十三年随鹤林宫被洪水冲毁后流离近五百年，至今犹存。

佛教的神圣空间。唐代，高丽僧人元表携《华严经》入霍童山，将经卷藏于那罗延窟。此后，僧俗共同营建支提山天冠菩萨道场。那罗延窟由此成为本土道教洞天仙府与佛教菩萨“止住之所”两个神圣概念的完美重叠。宋开宝四年(971)，了悟禅师开山建支提山华严寺。永乐五年(1407)，明成祖敕命重建寺院，御赐“天下第一山”匾额。2025年全市依法登记的佛教活动场所767处(数据来源：宁德市民族与宗教事务局2025年统计)，支提山是其根本道场。

支提山天冠道场区别于四大名山的根本特质，在于它以“福德”为核心表征，构成汉传佛教名山体系中一个不可替代的功能性类型。“支提”为梵文Caitya音译，《大日经疏》释为“谓诸一切功德聚在其中，是故世人为求福故，悉皆供养恭敬”。山名本身即携带教义信息：这是一座“聚集福德”之山。四大名山的菩萨各自回答“修行是什么”：文殊答“智慧”，普贤答“行愿”，观音答“慈悲”，地藏答“愿力”。天冠菩萨回答的却是另一个问题——“修行为什么”。其职能为“饶益众生，使福慧庄严”，指向的不是某一条修行道路，而是所有道路得以展开的前提：福德资粮。智慧如目，福德如足，有目无足则无以践行，有足无目则无以导向解脱。悲智行愿是修行的四条道路，福德则是四条道路共同的地基。

儒家的教化空间。南宋庆元三年(1197)，朱熹应古田籍门人邀请赴杉洋蓝田书院讲学，培育“朱子十八门人”。黄干名列朱熹亲撰《十八门人录》第九位。陈普(1244—1315)，宁德石堂人，为朱熹三传弟子。南宋覆亡之后，陈普以遗民自居，于石堂山仁丰寺开馆授学，四方负笈求学者每年达数百人。一位理学家在佛寺中讲学，这本身就是三教交融的象征。《重纂福建通志》记载，陈普“后更精于阴阳玑衡之说，乃聚铜自铸刻漏壶，应时升降，无纤毫爽。福建布政司谯楼铜壶，即其所制也。”陈普“聚铜自铸刻漏壶”这一细节——一个理学家，不仅讲求心性修养，更亲手铸造精密仪器——藏着宁德文化中“根”的特质：思想与技艺不分离，道与器不割裂。“道器不割裂”是哲学基础，“开物成务”是行动纲领——二者一体两面，构成了宁德文化中最为独特的“实践性基因”。这一基因，上承黄鞠的凿山智慧，下启后世工匠的技术传统，在此后宁德的每一次历史转折中都将被重新激活。

一山三教。霍童山深处的那罗延窟，是本土道教洞天仙府与佛教菩萨“止住之所”两个神圣概念的完美重叠。霍童山与支提山同属“大霍山”文化空间，道教洞天、佛教道场、儒家书院在同一山系中依次展开、互嵌共生。宁德的“根”，是一棵多元文明共生的树，而非单木。这种共生不是混合，不是替代，而是各守其位、各尽其用、彼此尊重的空间秩序。

支提山总图

(七)层积的逻辑：异质要素的文明转化

六层根脉涵括文明核心维度：技术、信仰、生产、商贸、制度、教化。但各层之间并非简单的时间叠加，而是存在一种层积转化的内在逻辑。

海洋生计到国家技术。黄瓜山先民依山傍海、耕渔并举的生存格局，是一种自发的海洋生计传统。到了三国温麻船屯时代，这一传统被国家力量征用——东吴以水军立国，在三沙湾建立造船基地。自发的海洋生计由此转化为国家战略层面的造船技术。民间智慧被国家力量吸纳、改造、升级，凝结为温麻五会船的技术体系。

农耕技术到思想秩序。黄鞠以“火烧水激”之法凿通龙腰山，带来的是中原先进的水利技术。到了南宋朱熹、陈普时代，这一农耕技术所支撑的“耕读传家”秩序获得了思想表达——陈普在石堂山仁丰寺开馆授学，其“聚铜自铸刻漏壶”的实践说明这种思想表达始终保持着“道器不割裂”的品格。农耕技术在此完成了从“生产方式”到“文化秩序”的转化。

技术积淀到贸易能力。温麻船屯孕育的造船技术传统，在甘棠港时代转化为海上贸易能力。唐末，王审知委派刘山甫主持开辟甘棠港，正是依托闽东沿海已有的造船技术积淀。技术积淀在此转化为贸易通道，而后又在宋元时期被制度化——黄崎镇成为福州四大名港镇之一。

六层根脉之间并非和谐共处，而是内含着深刻的张力：农耕秩序的“静”与海洋贸易的“动”、道教神圣空间的“隐”与儒家教化的“显”、山地畲族的“守”与港口商人的“开”。这些张力不是“问题”，是“燃料”——异质要素之间的碰撞与拉扯，构成了“铸”的动力来源。这一模式区别于景德镇“原料—工艺—市场”的同类要素聚集——景德镇的文明动能来自单一产业在时间中的持续迭代，而宁德的文明动能来自异质要素在空间中的互嵌共生。深厚的历史积淀，让宁德在后世遭遇剧烈社会冲击之时，拥有“聚而不僵，散而不失”的文化底气。(待续)　　□黄尚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