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魂自何生：冲突淬炼的文化品格
(一)嘉靖四十年的废墟：制度失效与文化凝聚
嘉靖四十年(1561)，宁德县城遭倭寇攻陷，城邑几近损毁。当代史学研究重新审视嘉靖倭患：嘉靖倭乱主体，是海商主导、破产农民与手工业者组成的群体，因海禁断绝生计，被迫走上武装走私之路。谭纶曾点明：“闽人滨海而居者不知凡几也，大抵非为生于海则不得食……禁之愈严则其值愈厚，而趋之者愈众。”禁令越严苛，走私利润越高，参与人群持续扩大，形成不断强化的循环。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广东潮阳举人林时芳由漳浦县教谕升任宁德知县。历经两次寇祸，宁德十室九空，百姓宁愿隐匿深山，不愿回城。林时芳一方面动员乡绅劝谕民众，另一方面派人返回潮阳，迎接老母到宁德，居于简陋县衙后堂，朝夕尽孝。此举感召当地百姓，民众陆续扶老携幼重返城池。嘉靖四十三年冬，宁德县城重建完工。“奉母于官”的背后，是儒家“移孝作忠”伦理在极端情境下的创造性转化——林时芳无法以制度取信于民，只能以最原始的人伦信任作为抵押。这一细节，藏着宁德文化“魂”的生成机制：当制度失效时，文化以最朴素、最具体的方式发挥凝聚功能。
福海关税务司旧址
清顺治十八年(1661)，清廷颁布迁界令。据《粤闽巡视纪略》记载，“查福州、兴化、泉州、漳州等四府，福宁一州所属十九州县，原迁界外田地共二万五千九百四顷零”。余颺《莆变纪事·书界篇》载迁界令要求居民三日内撤离，“燔其舍宅，夷其坛宇，荒其土地，弃数百里膏腴之地，荡为瓯脱”。以杨国桢“海陆一体”理论观之，海禁与迁界正是海陆一体结构被国家行政力量强行拆解的极端表现——农耕治理逻辑试图以行政力量切断陆地与海洋之间千年来形成的有机联系，但这一切断并未消灭海洋生计，反而催生了走私贸易的繁荣，证明海陆一体结构具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
这一冲突淬炼出了宁德文化中“魂”的核心品质——在极端压力下保持生存智慧与道德定力，既不盲目反抗，也不彻底屈服，而是在夹缝中寻找延续的可能。这种品格，不是来自单一文明的自信，而是来自异质文明碰撞后的自我确认。
(二)五街十境：信仰网络与社会再组织
林时芳重建城池之后，宁德城内街巷格局逐步定型。《福宁州志》记载：“宁德县城五街，东街三境，南街一境，中街二境，西街二境，北街二境”，城内十境包含金鳌境、鸾江境、成德境、金仙境、鹏程境、龙首境、鹤峰境、西山境、凤池境、朝天境。城池轮廓形似芭蕉，蕉城之名由此而来。
海禁、迁界带来的流离，催生了“境”这一基层社会单元。倭寇毁城、民众四散山中之时，依靠“境”的信仰网络，离散百姓得以重新凝聚。五街十境之“境”，表面是地域划分，内核是人心凝聚。境庙祭祀、巡境仪式、公共事务商议，将散居山野的民众重新组织起来。鹏程历史文化街区完整保留明清蕉城“五街十境”肌理，百余栋古厝、五十余眼古井分布其间，2017年列入第二批省级历史文化街区。“境”不是行政单位，不是宗族单位，是信仰的“情感共同体”。当行政体系崩溃、社会秩序瓦解时，“境”以其神圣空间的感召力，成为社会再组织的最后依托。这正是宁德文化“聚而不僵”的空间机制——聚，不是靠强制，而是靠认同;不是靠利益，而是靠情感。
闽东文书。 留存于今宁德市行政辖区，自明代万历年间至1949年近十万件的民间文书，是目前福建文书保留最完整、体系最完备的民间文献。这些文书以“契盒”形式存留，内容包括土地、房产、山场等不动产买卖契约、家族阄分书、婚书、借字条、书信及民间宗教科仪书等。郑振满评价其“是闽东先民开发闽东与畲汉融合的见证”。
(三)五种文化力量：各有所依的空间秩序
儒家、道教、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五种文化力量在宁德的演进，需从其空间逻辑加以审视。
儒家，占据教化空间。 依托书院、文庙、宗祠三大载体，渗透至闽东基层社会。蓝田书院的“添灯加油”传统，使儒家教化从抽象理念转化为可感知的日常实践。
道教，占据神圣空间。 霍童山位列三十六小洞天之首，据2025年统计，全市依法登记道教宫观53处(数据来源：宁德市民族与宗教事务局2025年统计)。道教在宁德的式微，与其“神圣空间”的脆弱性有关——洞天福地的合法性高度依赖于建筑与地景的物质载体。但道教的影响并未消失，而是转化为一种“隐性基因”，渗透在民间信仰、风水观念、养生传统之中。
佛教，占据制度空间。 支提山天冠菩萨道场是佛教扎根闽东的标志。佛教之所以能在宁德获得如此深厚的根基，关键在于其“制度化”能力——寺院经济、僧团组织、法脉传承、信众网络，构成了一个自持自续的社会系统。这一系统在海禁与迁界的动荡中，成为社会“聚”的重要节点。
天主教，占据宗族空间。 明末传入福安，传播显著特征为“宗族依附性”。张先清在《官府、宗族与天主教》中系统论证了“明清时期当地乡村宗族对天主教信仰的皈依，是天主教能够深入福安乡村社会传播、发展的根本原因”。外来信仰并非以个体为单位传播，而是以宗族为单位“整体嵌入”地方社会结构。
基督教，占据边缘空间。 古田山里村是古田县唯一一个“福音村”，1904年福音传至当地，之后全村皈依基督(史料来源：福建省基督教两会网站)。基督教在宁德的传播，往往与山区的“边缘性”社会空间相关。而这种“边缘性”在革命年代转化为“进步性”——闽东红军独立师第三纵队曾以山里村教会活动为掩护，进行地下革命活动(史料来源：福建省基督教两会网站)。
五类文化力量在宁德演化，呈现清晰特征：本土宗教扎根山区，外来宗教依托滨海宗族与边缘村落扩散。多元文化各有所依，共同塑造“山海熔炉”的文化品格。
闽东苏维埃政府旧址
(四)从山哈到海客：畲族文化的山海演变
宁德是全国最大畲族聚居区，畲族人口20.52万人，约占全省二分之一、全国四分之一。霞浦半月里村龙溪宫供奉妈祖。据村史资料，畲民本为山居耕猎的“山哈”，迁居半月里一支依海营生，农耕之外兼营茶叶、大米、丝织品海运贸易，因此供奉畲乡少见的海神妈祖。龙溪宫是目前所知唯一供奉妈祖的畲族宫庙，2006年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从“山哈”到“海客”，畲族文化在闽东的演变，正是山海熔炉的生动缩影。中华畲族宫坐落于蕉城区金涵畲族乡亭坪畲族村，由费孝通亲笔题名，散于山海的畲族文化记忆，在此被收束为可展示、可研究、可传承的整体。
(五)红色叙事：从个体牺牲到政权建制
第一层：苏维埃政权的建制格局。 据缪小宁考证，1934年2月下旬，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在福安东区日山村马厝下自然村的门首田大坪，召开了有200多名闽东北苏区各县、区党政军领导干部参加的大会，宣布成立闽东苏维埃政府筹备委员会，主任马立峰，史称“日山会议”。缪小宁指出，党史学界长期通行的“1934年2月在柏柱洋召开全闽东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闽东苏维埃政府”的表述“是不准确的”。“在‘日山会议’上成立的闽东苏维埃政府筹备委员会，从一开始就实际行使着苏维埃政府的行政职能”。闽东苏区在全盛时期共有福霞、安德、福寿、霞鼎、宁德、安福、连江、罗源等8个县苏和42个区苏、800多个乡苏。苏区面积达1.1万平方公里，人口近百万，五六十万翻身农民分得土地。闽东苏区是中央红军长征前与中央苏区并存的全国八大主要革命根据地之一，也是中央红军长征后中国共产党在南方创建的最后一块革命根据地。从1927年建立党组织到全国解放，闽东革命斗争从未间断，赢得了“23年红旗不倒”的赞誉。
第二层：个体事迹作为制度体系中的成员。 颜阿兰(1910—1933)，霍童人。1933年5月28日，叶飞、颜阿兰带领游击队与工农自卫队包围宏街宫，未发一枪缴获26支枪械。6月底，闽东工农游击第三支队在半岭村成立，颜阿兰任支队长。7月4日不幸被捕，狱中写下“砍头何所惧，只要主义真，杀了颜阿兰，还有后来人”，次日英勇就义，年仅23岁。凌福顺(1912—1936)，周宁莲地村人，出身贫苦。1935年8月，游击队扩编为周墩独立营，凌福顺任营长。1936年4月5日侦查时被捕，二十天威逼酷刑，坚贞不屈。4月25日被押至周墩西门刑场，身受极刑，苏醒时高声呐喊：“父老乡亲们，死没什么可怕，我凌福顺会绝代，革命永远不会绝代!”雷七妹(1920—1937)，福鼎点头乡后井村畲族人，1935年秋参加革命。1937年7月在霞浦金竹坪一带活动时被捕，受严刑拷打，坚贞不屈。临刑前，这位17岁的畲家姑娘一路高唱畲族山歌走向刑场。革命战争时期，闽东共有革命烈士7326人，被敌摧毁的村庄1031个，被灭绝17364户(数据来源：宁德市人民政府《宁德红色文化遗存是闽东革命斗争史的现实见证》)。
第三层：宁德城区知识分子的革命选择。 在宁德蕉城，郑长璋、蔡威、黄家祥三人被称为“蕉城三杰”。三人均出生在20世纪初的宁德城关，均在明伦小学受启蒙教育，均进入高等院校深造，更因联姻而成为亲戚。郑长璋(1901—1927)，北京大学政治系学生，在李大钊引导下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宁德最早的中共党员。蔡威(1907—1936)，上海大学社会系学生，瞿秋白的学生，成长为红军无线电通信与技术侦察事业的开创者。黄家祥(1909—1942)，上海法政大学学生，1937年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42年9月25日在山西代县榆林村为掩护战友和村民撤离，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三人分别投身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这一时间序列本身构成了一条完整的中国现代革命史线索。
(六)闽东之光：文化品格的自觉命名
“魂”被淬炼出来之后，需要被命名、被自觉、被接续。1988年6月，时任宁德地委书记习近平同志深入调研之后，在《闽东之光——闽东文化建设随想》(载《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中写道：“什么是闽东之光呢?我想，闽东的锦绣河山就是一种光彩。闽东的灿烂文化传统就是一种光彩。闽东人民的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善良质朴的精神就是一种光彩。认识到自身的光彩，才有自信心、自尊心，才有蓬勃奋进的动力。”三个“光彩”，从自然禀赋到文化传统，再到人民精神，构成了一个从“根”到“魂”的完整表述。“锦绣河山”对应的是本文上编梳理的山海地理与六层根脉;“灿烂文化传统”对应的是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层积而成的文化沉积;“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善良质朴的精神”对应的正是本文中编所追问的那个“魂”。“闽东之光”四字，是对“山海熔炉”这一历史过程的自觉命名。
中华畲族宫
四、海陆何转：三都澳开埠与制度调适
1899年5月8日，闽浙总督许应骙委派镶红旗协领明玉，会同税务司抵达三都澳，宣告福海关正式开关。三都澳是福建最早的自开商埠之一，也是近代中国较早的自开商埠之一。1898年，为振兴商务、杜绝列强觊觎，总理衙门上奏提议自开三都澳，获光绪帝批准。自开商埠和条约口岸存在本质区别：条约口岸是战争之后，不平等条约逼迫开放;自开商埠，是清政府自主决策对外开放。虽关税主权仍受外人掣肘——“内设有税务司一员，长期由英国人担任”——但“自开”二字，代表对被动开放命运的主动回应。三都澳开埠是在近代不平等条约体系下，清政府试图以自主开放争取有限主动权的制度尝试，但关税主权仍受外人掣肘，其历史局限性不应被忽视。
消息传开，民间人心惶惶。宁德知县李有琨找到本地望族商人黄承箕。黄氏家族经营渔行，熟知茶叶出海贸易。经他向乡邻阐释福海关设立是服务闽东茶叶外销，这场社会恐慌逐步平息。以杨国桢“海陆一体”理论观之，海禁是农耕治理体系对海洋生计的“封堵”，迁界是“碾压”，而自开商埠则是农耕治理体系对海洋贸易的有限接纳。三都澳开埠，是海陆一体结构在近代条件下的重建尝试——它没有恢复甘棠港时代的自由海洋贸易，但至少在制度层面承认了海洋贸易的合法空间。
三都澳开埠后，茶叶是核心出口商品。1902年出口总额149.5万海关两，其中茶叶贸易占出口总额98%。三都澳输出茶叶一度占到福建47%—60%。1899至1932年，三都澳累计出口闽东茶叶238万担，三大工夫红茶享誉海外。三都澳开埠之后，13个国家21家洋行落地，意大利在此设立领事馆。现存福海关税务司旧址、罗厝里修女院、三都天主教堂、修士院等建筑遗存，是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碰撞交融的实物见证。
三都澳开埠，是长期冲突之后的历史转折。冲突并未就此终结，而是转变形态：由禁止与反抗，转为开放环境下的治理博弈。从唐末甘棠港，到晚清三都澳，闽东海洋贸易跨越千年。甘棠港是海洋商贸脉络的萌发，三都澳开埠是近代制度化升级。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称三都澳为世界“最深不冻良港”，并预言可建成东方大港，正是这种可能性的集中表达。(待续) □ 黄尚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