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是一个小地方。一条南北延展的乡村公路，将村庄隔在东狮山的南边，溪流顺着路的方向延伸，溪水已干涸，畦地里生长着大片的芦苇。

我和爷爷奶奶就在这样小且安静的村子里生活。爷爷患有哮喘，我常和爷爷一起，在一天将要结束的时候，横穿过公路去乡村诊所看诊。黄平安是乡村诊所的主人，村子里的人喊他“先生”当是尊称，年长一点的老人，会直接喊他的名字“平安”。四邻里，谁家有个头痛发热，都会说去找平安看看，一时间，“找平安”成了看病的代名词。

平安的医术实在令人敬佩，他懂药又懂医，一九八一年的时候，从外面习得医术回来，开了这间诊所。

从我记事起，每次生病都会被带到这里来。我是极不情愿的，和别的小孩一样，极力反抗，大哭大闹。然而，挨过痛针、吃过苦药之后，病便好了。小孩子并不记仇，病好之后，也常伙同小伙伴猫在诊所外面，偷看不愿扎针哭闹的小朋友，捂着嘴乐，眼睛笑眯成一条线，互相逞强说“我打针才不哭”“我吃药才不怕苦呢”，然后又相互揭短，说“我都看到你哭地比他还凶”“那你喝完药不也吃红糖了吗”。各自被说中短处，开始不讲情面地争斗起来，吵累了，互不理睬，远远地相跟着各自回家。

我小时候挺调皮。有一回在学校值日，踩着凳子站到桌子上，拿扫帚当麦克风大声唱歌，不小心摔到地上磕破了头被送去找平安。先生拿着剪刀剪去我额前的头发，包上白白的纱布。我回到家，在镜子里看到半个光头的丑样，生气极了，又折回去，让先生把全部的头发剪掉。平安和看诊的病人感到吃惊，近于目瞪口呆。黄先生了解小女孩爱美的心思，他拿出自家小女儿漂亮的帽子戴在我头上。帽子是粉红色的，带有白色透明的蕾丝花边，我想象着帽子戴在自己头上小公主的样子，很喜欢，蹦跳着回家了。

爷爷看诊输液，我坐在门边的凳子上观察各种患病的人。在问诊室里、内间的病房里、屋檐廊下坐着一堆一堆乱糟糟的人。平安家的助手并不穿白大褂，混在病人之间难以辨认。农民的衣服几乎都差不多，不鲜艳喜庆，一律如泥土或树皮一样灰蒙蒙的颜色，很长一段时间，我靠辨认医士和病人等待爷爷。几日之后，我就能从人群里一眼认出医士来。我在回家的路上得意地跟爷爷说，那些医士的衣服比病人的衣服整齐干净，爷爷却说，诊所里就两个医士，一天就能厮混熟的，不用辨认。

平安诊所把许多未曾离开过穷乡僻壤的人召唤了出来，聚在一起，林奶奶便是其中之一。林奶奶家门旁贴着绿色方方正正的牌子，上面写着“五保户”三个字，五保户是政府对无儿无女老人的关怀，铁皮牌子算是认证。林奶奶大病的那晚，正值寒冬，大雪纷飞。妈妈让我把晚饭送去林奶奶家，我将饭抱在棉衣里，撑伞绕过小半个村子，拐到风口，看到林奶奶家飘出的灯光便加快了脚步。我顶着风雪小跑过去，发现奶奶家灶里的炭火已经熄灭，四壁冒着冷气。林奶奶躺在床上，盖着厚厚的被子，一言不发。我放下饭盒，坐在灶前一边生火，一边喊着吃饭了。炭火旺起来，林奶奶仍旧安睡着。我伸手摸到林奶奶滚烫的额头，慌了神，深一脚浅一脚地奔进家里，泣不成声地说，林奶奶生病了。妈妈喊我去平安诊所请先生，我跑出去，又跌跌撞撞往诊所赶。村里的狗听到动静，激动地叫着，高低起伏。

诊所里有人看诊，有人在输液，有人在相互聊着病痛。我像个小雪人一样出现在众人视线里，引起极大的好奇。我跑到先生旁边，哇哇哭得厉害，正在看诊的病人知道发生了更为紧要的事，让到一旁，先生收拾好药箱和我一起冲进茫茫雪野。

平安挂上吊瓶，说：“林奶奶命真大，是肠癌晚期，还能扛得住疼痛。”

妈妈在一旁小声哭泣，问：“奶奶能醒过来吗?”

“这次是伤寒引起的昏迷，退了烧就能醒了。”

“已经烧到四十(摄氏)度了，也难为了老人家。”

“放心吧，我已经打过退烧针了，再输上三天液，这一关算渡过去了。”

林奶奶醒来，伸手去拿枕边的一串佛珠。北风还在房外盘旋，卷着雪片摔在空地上，妈妈说先生来过了，邻居们也刚离开。林奶奶虚弱地倚着棉被，说，平安真是菩萨心肠，是佛祖派下来救人苦难的使者。

我对诊所产生了好感。病床、器械、潦草的处方、浓烈的药味，连同病中的乡亲，所有这些都伴随着我成长的足迹，成为老家的一部分。诊所对荣誉没有特别的要求，却是乡邻必定要去的地方，这里没有虚假的情感，是微不足道的求治者生之搏斗的地方。诊所是人们生活的另一个家园，有别于与亲人共享的舒适住所，却必须来光顾，许多人就是在这样两个家园之间穿梭往来，完成了生命。

想到从家到诊所的路，只要穿过长满芦苇的一条公路便到了，这样短，我像捡了很大便宜似的，心里有种说不出的高兴。　　□ 吕玉铃